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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人民党宣传部的强力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记过、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
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真正学以致用,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
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迈了一个好头。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思想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
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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