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朝阳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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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逼上梁山的土匪陆陆续续在土改政策的吸引下返乡，政府也言出必行，依规定免费分发了土地。不但如此，对实在贫穷的，政府还赊销了种子。

但是地主尤其是大地主们不能容忍这种政策，张汉卿用武力镇压了一批意图武力对抗土改的顽固分子，不但人要公审，罪证确凿者则依令处决并抄没全部家产，以儆效尤。有“东北王”张作霖公子亲镇朝阳推行之新政，他们哭死都没说理的地方去。

朝阳土改对张汉卿最大的好处是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从开始就扎根基层的政治干部，这些人经过长期的磨练，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宣传张汉卿农村政策的种子，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东北。

伴随着“朝阳土改”另一件重大的历史变革是“包产到户”的实行。这个政策实质上是给农民以保证：即在所拥有的土地基础上，鼓励有余力的农民承包地方上多余的土地，国家不干涉其种植情况，只是以当年当地农产品----粮食收入的同等价位征收农业税（缴纳粮食或货币），以鼓励开荒。

当时一些受到苏俄鼓舞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苏俄的集体农庄模式非常向往，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体现。对于“朝阳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发展局面，很多人只停留在纸上和理想中。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念的潘复等奉系财经界人士，也赞成在工业国家化的同时，进行农业集体化。他们的观点是：既然无地的农民靠自治政府才分得土地，实行国有化可能更能促进农业的发展。只有张汉卿明白：资本主义在此一阶段远未达到《资本论》所宣称的腐朽甚至灭亡的时间，不但如此，后史上社会主义的中国还要在经过多少年的农业集体化后重新认识到这样做的弊端，然后重回包产到户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上来。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走弯路？

“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张汉卿所知的唯一的办法：试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农民对此政策的拥护和产生出的对土地巨大的热情，用第二次解放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其实这样做的好处是巨大的：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热情被充分调起，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不但保证国家的，私人家庭还有大量赢余----付出越多，获益越多；当广大农民手有余粮后，政府再适当地予以商业上的引导，经济上便可充分活跃并有机会促进贸易的发展，于国于民是两利的。

也为了打消农民对于政策的朝令夕改的怀疑，朝阳地区政府以颁布土地令的形式昭告全区，“包产到户”的土地承包期为20年，并且在合同到期后原承包人享有优先的承包权。

真的无法想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蕴含着多少未被使用的创造力！农民们被压抑两千年的激情在朝阳地区得到彻底的渲泄。到1919年1月的半年后，朝阳地区在还掉第一个半年的土地收购利息后，实现财政比上年度同期增加30%。“手有余粮，心中不慌”，终于可以喘口气的农民们在丰收后对于此项政策的拥护和对于政府的感激，以及朝阳土改的经验给将信将疑的奉军高层，特别是张作霖、吴俊升等人以巨大的震憾。更难得的是，多年来无法肃清的匪患，基本上在当地绝迹了！慕名而来的各地官员们也在听取朝阳的经验后纷纷要求自治政府将此方法推广到各地。

因此，当张汉卿提出要在全东北推行“朝阳土改”和“包产到户”的经验时，得到奉系高层一致的赞同，以农业进步为先导的东北新政首先在东三省拉开序幕。作为对先行者和掌舵人张汉卿的扶持，在张作霖与张作相的力挺下，韩淑秀担任“东三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秘书长、张汉卿剿匪时认识的死党兼理财高手莫德惠担任他的常务副主任，少帅系的人马也随之登上了奉系政治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