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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民国五年5月12日6点40分。
这一天的清晨显得特别冷,比往年的今天的天气似乎冷的时间更长。
不过,对于某些特殊的地方、某些特殊的人来说,今天的温度或许会显得更低,尤其当一个人即将被行刑队枪决的时候,似乎天气显得更加寒冷了。
在北京郊区军法执行处的大院里,一排沙袋依着厚实的石墙垒放着,有一位中年人被反绑着双手,被捆立在冰冷的木桩前面。此刻,他那双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冷漠甚至轻蔑的目光,凝视着站在20米以外的一队士兵。
似乎没有人会在他的一切,这是一位由新近被军法执行处逮捕的中华革命党党员,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华革命党对政敌肆行暗杀,甚至不服从的革命同志,亦是如此,不过虽是如此,中华革命党依然是中国“力量最雄厚的反政府势力”,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数起暗杀事件,提醒着人们,中华革命党,这个党首流亡海外的革命党的存在。
此时被执行人似乎为了稍微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他用脚尖踢着地上的沙砾,在这种院落里通常见不到沙砾,这些沙砾是清扫砖地上的血迹时残留下来的。
这时有一名少尉军官走过来。
“……根据军事法庭死刑判决,现在执行!”
“我不承认这个独裁政权的判决!”
在那人说完后。那名少尉军官拿起一块半个手帕大小的白布用针别在他的左胸心脏位置。随后又用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在死亡即将降临之时,被判处死刑的革命党人脸上似乎没有任何恐惧。
“举枪!”
随着军官的口令,站在他前方的二十位士兵将步枪举起。
“上膛!”
随之伴着一阵“哗啦”声,士兵们拉开枪栓,推上子弹。在一阵子弹上膛的咔拉声中,原本看似没有任何恐惧之意的革命党人的双腿明显显得有些软弱无力。
从高墙外面,传来了一辆向市区飞驰的汽车的喇叭声,正好掩盖了行刑队长发出的“瞄准”的口令声。
随着口令的下达,士兵们瞄准了革命党人的胸前的那块白布条,世界此刻一片寂静。
“放!”
突然响起的枪声。并没有引起这座正在苏醒的城市的丝毫反应,只惊动了一群鸽子,它们被吓得扑棱棱地向寒冷的天空飞去。枪声的余音,也消散在墙外车辆往来的噪音之中了。
被处决的这个人。是中华革命党“革命铁血队”北京地区的领导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谋刺大总统或者总理,事实上,在中华革命党的计划之中,两人只面要杀掉其中任意一人,都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重新陷入动荡,对于他们来说这也就足够。
而随着这一阵枪响以及此时他的死亡,应该说谋刺大总统或总理的活动也就结束了,至少在北京地区也就结束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命运的拨弄。有时历史总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当天,当夕阳沉落到紫禁城宫墙的后面,在天安门前的小广场上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的时候,人们这时便感受到了一丝晚春的凉意,现在,当人们走过这里时,除去那些“在旗”的,没有任何人还会对紫禁城这座皇城心存太多敬意,现在,北京的政治心脏并不是紫禁城。而是另两个位置,一是总统府所在的中南海,另一处则是“总理巷的”国务总理官邸。
当这座城市进入晚春的时候,此时城市中的居民们有很多人都正打算到郊区的芦沟桥,那里的永定河畔刚刚经过一番整治。已经全然是一个河滨公园,当一些人们计划着去那里享受明媚的春光时。而在“总理巷”的国务总理官邸内的内阁会议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在“总理巷”大门前的树荫下,停放着6辆黑色的中华326型高极轿车,这种高档轿车是仅次中华770型轿车的高档轿车,和770轿车一样,刚刚投产既受到各界的追捧,成为部长级官员、各省将军以及许多大发“战争利市”的富绅们的首选,这六辆首尾相接,连成一圈,占去了街道上近一半的空地。
而汽车司机们都在树荫下乘凉,这些大都曾是军人的司机们连续不断地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等待着主人们的到来,等待总是乏味的,难免会有人更是抱怨今天的内阁会议时间特别长。
直到快7点30分时,一位身穿内务部队军装、胸挂勋章的侍从官,在总理官邸大门台阶顶上的厚玻璃门后出现了,他朝警卫打了个手势,司机就即刻行动起来了。有的司机把吸了一半的牡丹牌香烟扔在地上,踩进了砾石缝里。大门两边,岗亭里的保卫人员和警卫都站得笔直。巨大的铁栅栏门打开了。当第一批部长们在厚玻璃门后出现时,司机们已经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
侍从官把门打开,国务院所属的内阁部长们乱哄哄地走下了台阶,临别时互相祝愿能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轿车依次开到台阶下面,侍从官躬身打开后座车门,部长们各自登上座车,在举手敬礼的卫队面前疾驰而过,驶离了总理苍,不过10分钟,他们都已走光。
但是两辆长长的黑色326型轿车仍然停在院子里,它们缓慢地从院外开到院内官邸前台阶下面。熟悉京城各部的那些灵通人士只需要看一眼牌照便会知道,这两辆汽车,一辆属于司法部长、一辆属于特勤局局长,这两位在国务院的几个部长中。可以基本被看成“强力机关的主持者”。不同于拥有一支“军队”的内务部,他们在京城拥有的近六千名持有武器的“雇员”,可以说,是国务院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正因如此。对于那些北京的各国使节和观察家们而言,在国务院这些机关之中,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两个部门的一举一动,毕竟他们的举动在很多时候,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政局稳定。
站在窗边,看着花园沉思良久之后。李子诚点点头说:
“也许你是对的。但是还有——”
“不是也许,事实就是这样。”
李四勤打断总理的话,语气显得很是严肃,在打断总理的话时。他又特意强调道。
“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毕竟,对于那些人来说,相比于支持制宪会议,他们更愿意阻止制宪会议的召开……”
在李四勤如此说道时,李子诚点了点头,对此他并没有怀疑,只不过,对于那些人会将目标转向制宪代表,却是心存些许疑虑。毕竟,那可不是杀一两个人的事情。
“总理,一但制宪会议召开并完成制宪,那么,对于中华革命党来说,他们一直口口声声所反对的“非法政权”,就会摇身一变成为经过合法程序诞生的合法政权,政府也将由此构建自身合法性,而且其合法性是不容质疑的……”
说话的是司法部总长王宠惠,在过去的一年中。他这个司法部总长将很多事物都交给了司法总次长那位典型的“连云系”官员,对于司法部成立全国法警、中央警局之类的事物,从来都不加以干涉,他本人则致力于确立中国的现代司法体系,不过虽是如此。在他构建中国现代司法体系中,却仍然受到来自国务院的压力。
之所以会受到国务院的压力。原因非常简单,相比于其所倾向的构建大陆法系司法系统,国务院更倾向于英美法系,而其又以上海租界甚至陇海铁路沿线的司法事实,当然也难免有国内的司法事实,让他注意到一点,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区别中,最为重要的前者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后者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具有抗辩式的特点,同时还存在陪审团制度。而相比于前者,后者无疑更能保证司法的公平,至少在程序上更易受到监督。
也正因如此,最终面对来自国务院的压力,王宠惠选择了妥协,而且他也明白,在两者之中,后者无疑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法的执行需要人,至少在那个框架下,在法官之上,还有陪审团,陪审团中的那些普通人是用良知与良心的去看待事物。
在做出妥协之后,王宠惠在更多的时候,是去努力的完善中国的法律,不过作为司法部长,他仍然需要介入到一些工作之中,就像眼前的这件事,尽管他不愿意介入其中,但是经过好友宋渔父之事后,对于那些事情,提及时仍语气中难免带着些许愤愤之意。
“而现在,他们却企图使用暴力手段阻止制宪会议召开,以当下看来,如果其阴谋得逞,中国势必将进入新的混乱之中,因此,总理,我们必须要不惜一切,阻止他们,打断他们的这一企图!”
话音落下时,王宠惠将视线投给李四勤。
“所以,我个人希望由特勤局负责那些制宪代表以及候选人的人身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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