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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发展至君主制,这足以说明,君主制是当时人们最好的选择。
当人类的视野还比较狭窄,突破河流、森林、沙漠的能力还不强时,只能以部落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由于部落里的人口并不多,部落首领可由选举制产生。这种形式,部落首领的权力显然来源于每个部民的授权。
可是,当人类突破了森林、河流、沙漠后,部落与部落之间开始爆发战争,优势种群的人口数量急剧扩大,一个人所接触的人,恐怕连部落内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再想通过老办法选出大家都公认的头领,显然已经不太可能。
也许,这个世界上真出现过通过选举产生头领的大部落,不过,这样的部落受到的牵扯太多,难以有效地抵御其他部落的威胁。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就湮灭在亚历山大及他的父亲的手中。
现代人总是倾慕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并认为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还说什么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如古希腊城邦那样的源头。
这是放狗屁。所谓的古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只不过被一些学者牵强附会而已。这就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率先兴起的文艺革新一般,明明与古罗马时代的文艺完全不同,却被说成文艺复兴。
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足以庇护古希腊人这个种群繁衍生息下去,迟早要灭亡。
这个时代,必然产生君主。君主出现后,就要想方设法地让人们认为他当君主是理所当然的。刚好那时的人们敬畏想象出来的神,因此,所有的君主都不约而同地宣称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就是所有君主国的立国之基!
不过,这个时候的华夏,与世界略有不同。
大明的皇帝,固然鼓吹君权神授,比如,山崩了,发生地震了,被视为上天对皇帝的警示,皇帝需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可是,自隋唐以来,除了元代,历代朝廷都用科举制选拔官员,模糊了上下阶层之间的界限,士子的力量急剧膨胀,而且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整个社会中,拼命鼓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自己这个阶层谋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单纯地鼓吹君权神授,已经不足以解释朝廷存在的合理性,皇帝必须听士子的话,方才能名正言顺地执掌全国。
所以,朱元璋将孟子搬出了孔庙,极其嫌恶鼓吹孟子的王安石,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士子们蛰伏之后,反击得更为猛烈,自嘉靖之后,皇帝已经没有多少自主权了。
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就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对于这个现实,林纯鸿一直看得非常透。自己力量不强的时候,依托着士子阶层,繆力培养新的阶层,当时投靠东林党,又与温体仁勾勾搭搭,都是自己力量不强的真实写照。
到了现在,新的阶层越来越强大,林纯鸿终于不用拐弯抹角,直接喊出了“官绅一体纳粮”这句话,着力削弱乡绅的经济基础,打击士大夫阶层的根基。
不过,新阶层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士大夫的力量还非常强大,而且新阶层和士大夫的界限本来就比较模糊,比如人数众多的东林党、复社,显然属于士大夫阶层,再比如王大俊、李多义之类的人物,看起来属于新阶层,家中却出了好几个进士、举人,到底属于哪一类?
因势利导,多年来成功的经验之一,显然不能抛弃。
建立谏官制度,既可以归结为融合大明朝廷的范畴,也可以视为融合士大夫的范畴。
实质上,融合士大夫,就是融合大明朝廷的一部分。
这是林纯鸿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岂能受到荆州内部争斗的干扰?
第二日,林纯鸿将张道涵、李崇德、黄宗羲、顾炎武四人唤至星拱楼,命令中书府、监察府及黄顾两人各自拟一份设立谏官制度的方案。
林纯鸿规定,方案必须着重解决几个问题:谏官从何而来,如何产生;谏官体系如何架构;谏官提案的要求;谏官如何管理。
同时,林纯鸿还特意交待黄顾二人,道:“若两位觉得人力不够,可召集故人至荆州帮忙。”
这句话,无异于告诉黄宗羲和顾炎武,谏官制度的出台,荆州不会闭门造车,荆州欢迎全大明各路人马参与设计、制定方案。
黄顾二人大喜,忍不住赞道:“江陵侯之心胸,天下人难及!”
可是,这话听在张道涵和李崇德耳中,当即暗声叫苦。林纯鸿这种搞法,已经将争斗的范围扩散至全国,监察府和中书府再怎么窝里斗,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导谏官的主导权。
而且,这种争斗,大明朝廷必然卷入其中,最终会出现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
且说陈天瑶心里一直纠结“如果大明没有了皇帝,你介意么”这句话,心神不宁,失去了往日的灵性,颇有点憔悴。
后面什么“君权神授”的,陈天瑶也听不明白,出于直觉,她认为林纯鸿会在皇帝身上打主意。
自古以来,谋逆之罪往往与千刀万剐、诛灭九族联系在一起,这不得不让陈天瑶感到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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