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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的职工们也还知道,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不宜解决问题,便开始推荐人选,很快达成统一。推荐出1名老年人,2名年轻人,2名女职工,共5人代表。当他们跟着湛楚林要上楼时,还有人在喋喋不休地叮嘱他们,要如何说。县委办公楼有四层,一楼是农工部、二楼是宣传部、三、四楼是县委办公室和书记们的专门办公室。在三楼的东头是一个能容纳五六十个人的会议室,是大县议事决策的重要场所。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群体上访事件的剧增,县委办公楼便成了不安宁的楼,县委会也成了不安宁的院落。隔三差五的就有群体和个体上访事情,有时甚至是连日的,仿佛进入了又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不安宁期。当然,这里面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信访办虽然设在县委机关的进门处,有的上访者偏要往里闯,不找信访办,要找大领导。紧挨会议室的是县委办的秘书科,在不大的空间里摆了两张办公桌,有一张办公桌上还放着一台电脑,对角的墙边放着每个书记和办公室每个主任一格的文件柜,文件格屉被锁着,但有缝隙能插进信件。格上贴有打字机打的姓名,何书记、田书记、朱书记、聂书记、田运成书记、湛主任、李主任、羿主任、张主任等称谓。他们随时可在自己的信格上开锁取出自己的信件。在进门的横墙边摆放着条椅。秘书科冯炜忙着从隔壁的综合科里端来两把单椅。何启照坐在电脑办公桌前,几个代表挤坐在条椅和椅柄上,哪个年纪偏大点的女职工没往上挤,便毫不客气地坐在冯炜端来放在门边的椅子上,湛楚林坐在靠外面一点的办公桌旁。何启照不骄不躁地平和着脸,和软地说:“是你们作代表,你们先报一下姓名。”那老职工不客气地说:“我们上访是代表职工,还报什么姓名。他雪花头发,但很精神,是县供销社棉花公司纺纱厂的一名门卫老头,五十**,贴近退休了。叫耿长乐,人称耿师傅。何启照为了缓和气氛,忙解释说:“报名字是我们好相互称呼,并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经何启照这么一解释,有人犯鳞了,有人怒火了。也许耿师傅见多识广,担心报了姓名,象文化大革命会日后整黑材料的秋后算帐。他曾经受过政治打击,是在基层棉花采购的会计位子上被贬下来的,后来还是照顾安排了个门卫岗位。那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毫不顾虑地说:“报就报,怕什么。我叫周平虎。是棉花纺纱厂的下岗职工,我来说。”他接着恼怒地说:“厂子被那些当官的败掉了,我们有六七年没有看到一分钱的生活费。电视上说要按时发放下岗职工的生活费。我们三百多人东逃西散,生活没着落,我们不找县委找谁!”冯炜在一旁记录着,心想年纪轻轻的,不去找点事做,找点生意,靠上访能撑饱肚子。时下谁养得活谁呢!周平虎说了一通。那年纪大点的妇女就抢过话说:“我叫章元丽,过去在厂里是检测质量的。老公在县造纸厂早下岗,儿子在武汉上大学。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公司不给办退休手续。因为,我们厂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办了退休手续也没地方拿退休工资。”她转向耿长乐说:“象我们的耿师傅也是要退休的。老有所养,看政府管不管。”另一年轻女职工抢着说:“我们没有退休,也不能内退,按县委的文件应该买断。棉花商业职工按500块钱一工龄卖了,可我们一分钱不值。我们还不是棉花职工,我们又不是姨娘养的,为什么不能按500块钱买断!”何启照听着他们几个的发言,知道了他们不是经口棉纺厂的,是供销棉花纺纱厂的,便对湛楚林说:“你给供销社和棉花公司打电话,让他们的主要负责人来,看是什么情况。”

职工代表们还在你一句我一语地抢着说,倾吐着心中的积怨,简直是一吐为快!不一会,县供销社的副主任林子安来到秘书科。湛楚林介绍说:“这是供销社的林主任,是包棉花公司的。他们的肖主任下乡去了,不在机关。”有人插话说:“是躲着了。他们解决不了,说得比我们还可怜的。”林子安的到来,才终断了代表们的倾吐。他扫视了一下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找棉花公司,就直接跑到县委会来了。”章元丽回驳说:“找公司有屁用!你们也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找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找县委书记找谁。”他们是抱着对新书记能解决问题的希望而来的。何启照听了他们的对话,觉得他们这么气冲冲地来找自己是有道理的。便说:“你们供销社要多帮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么。不然,还要供销社机构做什么。”他的话一下把林子安怔住了。冯炜便让座给他,他又面对代表们,接着说:“我已经听清了你们的意思。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职工的生活费;二是比照棉花商业职工的标准500块钱一年买断工龄;三是要参加养老保险。”他停了下,有人忙插话说:“还有,要清帐,给职工一个明白的交待。”他便转向林子安说:“你们早就应该着手研究解决。”林子安听着何启照的训话,就象是一口不知企业实际的官腔,心里就不服气,反正40多岁的人了,也无所谓了,再说这个空虚的副局级还是凭自己的实力竞争留住的,再说供销企业不行了,到世面上说话也不起作用。便说:“何书记,我本来是要退下来,和他们一样下岗的,谁知机关人员投票还是推荐了我。这其实不是好事,连县社的工资都没有出处,不然我就出去闯了。您说的确实是对的,应该为职工为点实事,况且他们提出的要求并不高,可就是企业做不到,没有钱一切都是白谈。让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启照万万没有想到一名企业的领导,素质会这么差,心中窝火着又不好当着这么多人发火。鼓了下腮邦,便反问说:“那全县那么多下岗职工,总不能都来找县委要饭吃罢。那棉花商业职工为什么又安置得好些!”林子安解释说:“您批评的对,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但棉花工商是分开的两口锅吃饭,两本帐核算,两个开户行。发行的钱不能挪到工业上安置职工。这叫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湛楚林便起身,将林子安邀到室外的走廊上,轻声地说:“林主任,何书记还等着要下乡,你先把人领回去,多做做工作,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再写报告来。总不能老这样占在县委办公室里吧!”林子安这才松口说:“我试看,不知他们听不听我的。”

林子安回到秘书科的坐椅上,便说:“耿师傅,你们听我个劝告,何书记还有其他的事,你们跟我回去,到县社里,我把你们的金经理通知到场,坐下来解决。问题还总得在企业内部解决,县财政总不会给我们一分钱吧。”年轻人忙说:“你想哄我们呵,休想!我们又不是三岁小孩。”何启照望着他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果敢地说:“你们的主任在这里,我限他们一个月内解决你们所提的问题,不解决,再来找我。请你们相信。”又见林子安无可耐何的,又说:“你们的情况都反映了,就是要钱到银行去了,总得一个办手续的过程吧。你们都回去。

楼下的人叽叽喳喳的,见代表们上楼了好长时间还不下来,有人象点火似的一提议,众人又一下子都涌挤到三楼,把个窄窄的县委办公室走廊内外,屋内屋外,塞了个水泄不通。这时,湛楚林凑近何启照,悄声建议说:“何书记,是不是让办公室打个电话,叫商县长来吧?”何启照目光照着众人,点了下头。随后又站起来,对大家说:“你们的要求又想要我解决答复,可我让你们其他人别上来,你们就是不听。那让我怎么来给你们解决问题。”耿长乐忙站起来,板着脸对大家喊:“你们都下去守着!何书记正在给我们想办法。”他在给县领导戴高帽子了,灌洋米汤呢。立刻,职工却起哄了:“你们不能代表我们。我们今天是不走了,就在这里过夜。”何启照还是忍耐着性子大声地说:“县委、县政府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也很理解你们的心情。”正这时,头发有些秃顶的商副县长赶来了。他顾不得和何启照打招呼,只是和他对了下眼神,见他紧锁眉头,愤而不怒的样子,忙转向众人说:“你们谁为头?”有些人喊:“不是谁为头,我们都是职工。”商昊岚并没有被喊声唬住,还是镇定地说:“你们静一静,听我说句话。”吵喊声有些减弱,他接着说:“我准备直接去找一下发行的杨行长。把库存棉花再销一点,把销售的资金通过棉花公司调整,让你们同棉花商业职工一样享受买断。再关于养老保险的事,我对劳动局的谢局长说过,也准备筹一部份资金,解决你们进社保笼子的问题。至于生活费的事,不关是你们没有发过,人家经口的所有的厂,还是地方国营,都没有发,没有钱用什么发,有钱谁不会做人啦!我们县的财政情况不说,大家也清楚。”有人插话嚷:“没有钱,那仓库的棉花不是钱!”商昊岚解释说:“库里的棉花是国家的,谁敢动。能解决你们买断工龄的钱,都是发行迫于改革的大环境的压力。其实,银行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储户的血汗钱。把银行的钱搞空了怎么办,国家要查处的。”何启照也趁机接过商副县长的话说:“商县长,他们反映的事,就由你去落实,去处理。”上访的职工都把盼望目光投向了商昊岚。

何启照总算摆脱了上访职工的纠缠,眼帘里却深深地映进了林子安那苦楚的脸像。与刚才见到的那兴奋至极的脸像相比,虽然是同一个人的脸像,却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似的。人啊,也许都有喜怒哀乐的多种变脸。何启照一路走着,一路琢磨着,他白天诉苦得那么一穷二白,又哪来钱上这种高档娱乐场所呢!一夜的消费足可花掉一个人半月的工资,谁有钱私费得起,不是私人出钱那就是花费公款了。如果县纪委能从这些方面打开缺口,定能震慑干部们的心灵。有了好的干部队伍,大县的工作才算真正有希望。他走着走着,又琢磨出一个道道儿,如果让纪委去娱乐场所拍照查实,很可能会遭到非议。会有人造谣说,大县的环境不开放,外资老板不愿来大县投资。甚至有干部会认为,有钱的老板可以潇洒,当干部的也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潇洒呢!不管怎么说,他硬是想自己回转身去,亲自去黄金海岸抓住这个林子安。但一想,这是他的个人生活,谁人能干预,允许开办这样的娱乐场所不就是让人去尽情地潇洒娱乐的吗?他只能把这些暂时记在了脑海里。驰骋的思绪载着他又不知不觉地转回到了县宾馆。宾馆2号楼二楼东头的大单间是他的暂住地。他刚刚走近暗淡的二号楼时,迎面有人喊住了他:“何书记!”何启照抬眼望见是朱思杰便说:“朱书记。”随后朱思杰伴着他向二号楼门进去,并说:“大县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对待防汛工作马虎不得,必须早作准备。只要防汛不出问题,你这个书记就算没白当。”何启照拿眼睥了他,说:“是吗。”朱思杰似乎没有感悟,又说:“我想近期召开一个各流城防汛指挥长会议,分析一下今年汛期的水雨情,尽早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何启照问:“具体日子定了没有?”朱思杰说:“没有。等您的意见再定。”他见何启照没有表态,又接着欣慰地说:“听说洪湖又揭出个三百多万的冒名工程。这下有戏了。”何启照没有幸灾乐祸之感,他心里明白,三农问题是大县的重中之重,而防汛工作自然不能小视,就说:“我没有意见,就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开吧。”朱思杰说:“好!”他俩边走边扯工作,直向二楼迈去。朱思杰似乎还有心里话要去他房里,和他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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