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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之《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

李曜在扬州暗中搜罗的工匠技师通过“商业渠道”被转往北方,许多人甚至是拖家带口一并过去。正是因为中国人历来讲究落叶归根,让这批人万里迢迢去北国落地生根太难,所以李曜才会在扬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盘,岂能在扬州空耗许久,就仅仅为了等着将那三千骑兵带回?自然是要趁此机会办更多的事。

而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

问题在于,灵州也好,幽州也罢,如今都不属于李克用,幽州虽然短暂归属,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坚持让刘仁恭出任幽州节度使之后,就没考虑过将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说在幽州造船,离中原未免太远,离他设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远。

选址问题,李曜很是伤了一番脑筋,好在军械监之前正开始了测绘工作,李曜自然将其利用起来,最终选址在了一个几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说如此一个小地名,谁也不知道在何处,实际上它位于李克用河东所属的慈州最南端,紧邻王重盈河中绛州最西北,如果隔黄河往西望去,则是韩建同华节度使辖区的最东北。

此处作为军械监的临时造船基地,有三大优势:一,黄河到此突然变宽十倍,水面极宽,水深也够,适合走船、停船;二,此地还是李克用河东军势力范围,南边王重盈是盟友,西南韩建不够胆量来惹,而河东慈州刺史为李存进,乃是原李存孝、现李曜一派之人,李曜在他的辖区设立几个造船点,而且地方偏僻,他绝不会多说半句废话;三,此处离河中极近,有利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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