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6章 金木水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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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五行学说代表人物，华夏族，战国末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余岁。相传墓地在今山东省章丘市相公庄镇郝庄村。主要学说是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

邹衍是中国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尚书·洪范》首次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说法，而邹衍是它主要的提倡者，战国末期齐国人（相传今山东省章丘市相公庄镇郝庄村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余岁。相传墓地在今山东章丘相公庄镇郝庄村。

提倡的主要学说是五行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又是稷下学宫著名学者，因他“尽言天事”，当时人们称他“谈天衍”，又称邹子。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盐铁论·论儒第十一》）。“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盐铁论·论邹第五十三》）。可见，学儒术也好，攻阴阳也罢，邹衍的目的是在寻求经世致用之学，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

对此，司马迁比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封禅书》）齐宣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不仅决心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而且还要“王天下”，即统一中国。对此，孟子看得很清楚，说他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齐闵王即位以后，国力强盛。“当是时，齐闵王强，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而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里。”（《史记·乐毅列传》）在这种情况下，齐闵王的野心更大，不仅要称王，还要称帝。“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而邹衍的一套学说，正是为新的统治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他本人及其学说都受到了齐宣王和齐闵王的高度重视，“是以邹子重于齐”（《史记·孟荀列传》）。被赐为上大夫。“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闵王的帝制运动后来失败了，迫于当时的形势，他不得不接受苏代的建议，去掉帝号，复称王，然而他的野心却有增无减，竟发展到要“为天子”的地步，变得越来越骄暴。《盐铁论·论儒》中说：“及闵王奋二世之余烈，……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也说：“齐闵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闵王亡在莒，遂死焉。”恰在此时，燕昭王招贤纳士，为郭隗修筑宫殿以师礼待之，以此作为尊贤榜样。一时间，各国人才争相趋燕。在这种背景下，邹衍离齐入燕，《说苑·君道》载；“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据载，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抱着扫帚为他扫地，怕尘埃落到他身上。刘歆记载此事说：“《方士传》言：邹子在燕，其游诸侯畏之，皆郊迎而拥彗”（《文选》卷四十阮籍《奏记》，卷四十五扬雄《设论》李善注引《七略》）。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亦说：“燕昭为郐衍拥彗。”继而拜邹衍为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自注中说邹衍为“燕昭王师”。《史记·孟荀列传》记载更详：“（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邹衍在燕主要从事的是发展生产的工作。《艺文类聚·水部下·谷》载：“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毂。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觳生，今名黍谷。”王充在《论衡·寒温篇》中也说：“燕有寒谷，不生五般，邹衍吹律，寒谷可种。燕人种黍其中。号曰黍谷。”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韩、赵、魏联合伐齐。齐是邹衍的家乡，他虽然憎恨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统治者，但他始终不渝地爱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热土。他没有也不能参加这场战争。这很可能构成其后诬他下狱的一个口实。燕昭王死后，由惠王继位。惠王与昭王不同，对于先朝旧臣并不那么信任，这时燕齐局势逆转，加之邹衍又是齐人，故听信谗言，把邹衍逮捕下狱。《后汉书·刘瑜传》引《淮南子》说：“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衍)仰天而哭，五月为之下霜。”这是一起冤案，后来终于得到昭雪。这时，齐闵王已死，齐襄王早已继位，稷下学宫又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局面。身遭大变故的邹衍，思乡情涌，归心似箭，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后他曾作为使者在赵国见到平原君，并为其绌善为坚白之辩的公孙龙。《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邹衍晚年似乎仕于燕王喜，在公元前251年至前250年的燕赵之战后，其活动不见记载。或许在其前后去世了。

五行论与五德终始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述了阴阳家的来历和社会地位：“阴阳家之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班固认为阴阳家来源于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羲氏及和氏。既如此，天论与五行学说便是邹衍学说的主要内容。《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邹衍之所言……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日：‘谈天衍’。”《文心雕龙·诸子》说：“邹子养政于天文。”同书《时序》说：“邹子以谈天飞誉。”可见善于谈天是邹衍的一大特点。然而邹衍不是为谈天而谈天，他以谈天为手段，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目的。建立于阴阳基础上的“五德终始”说才是他学说的核心所在。

观早期中华哲学文化，并没有五行的说法，更没有五行相克之理论。

而邹衍认为，天地有五行，从天地剖判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按照五德（即五行之德）转移的次序进行循环的。而五德转移是仿照自然界的五行相克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的规律进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同自然界一样，也是受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元素支配的，历史上每一王朝的出现都体现了一种必然性。邹衍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淮南子·齐俗训》篇高诱注引《邹子》）。《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吕氏春秋·应同》讲得更具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上述引文据近代学者考证，应属于邹衍的佚文，至少体现了邹衍的学说精神。邹衍的这种学说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学说后来被秦始皇接了去，为他的称帝及其统治服务。《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东莱吕氏曰：‘方邹衍推五德之运，人视之，特阴阳末术耳，若无预于治乱之数也。及至始皇始采用之，定为水德。以为水德之治，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则其所系岂小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自有其合理性，然以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就陷入了机械论。至于秦始皇的“水德之治”，错不在邹衍身上。

邹衍提出了五行的概念、“五行生胜”的理论，试图说明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的规律。他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五行相生的转化形式，说明事物之间有着对立的关系。这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他把历史看成常变的，认为没有万世长存的王朝，这是合理的，但忽视了历史变革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将至归结以神秘的天意，并且是循环论，这就陷入了迷信的泥潭。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后代哲学，医学，历法，建筑等领域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汉代被董仲舒的新儒学所吸收，成为支持“君权神授”的学说的理论框架，

大九州的地理学说

邹衍还有一个重要学说，即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但仔细推敲，《史记》所说“中国……于天下乃八十分居一分”之说，可能有误。关于此问题，杨希枚先生认为，“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其中“九”应为八之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中国为世界的“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的结论。如不改“九”为“八”，则赤县神州再加以外的九州就是十州，而不是九州。十州之内，按赤县神又分九州计算，则世界共九十州，中国当为世界的九十分之九，而非八十分之一。

不过，这里的问题不必深究，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九”在古书中常常泛指多数，并非如今人所说的实数。而邹衍的大九州说，本来出于想象，大可不必认真计较其实有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