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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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民主，什么自由？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那才是真的，你们不知道49年前国人过的什么生活，我有两个叔叔，一个当年红军打到宕渠时跟着红军走了，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一个抗日时被抓了壮丁，还没到军队就死了。家里男孩我不是老大，你还有三个伯伯，可他们出生没多久就死了！要不是解放，你妈和我不可能读书，家里没钱怎么读？那样我只能在家给地主放牛，种地，搬煤，你奶奶当年为了差了五分钱学费，借遍邻居都借不到，一个人偷偷躲在屋外哭，你能想象那种穷？我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每年寒暑假为了给家里多赚几个钱，都要去矿上背煤，把煤从矿上背到县里，一趟来回八十里地，我这颈椎病就是当年落下的，要是没考上军校，也就没你们哥三了。你们这些糖罐里长大的，无法想象我们当年的苦。”

父亲当年喝上二两白酒，就要念叨这些。

这话杨宕勇从记事起，一直听到父亲离世时。

四十多年，他听了无数回，每次父亲提到当年的贫穷，提到爷爷奶奶当年的辛苦，眼角都要泛红。

听得多了，曾经，杨宕勇觉得父亲太唠叨。

后来，杨宕勇长大了，有了孩子后，他渐渐理解了父亲。

只是当杨宕勇跟儿子讲述爷爷跟祖辈当年的不易时，他从儿子眼中看到的只有不耐。

杨宕勇的儿子更是糖罐里长大的，虽然杨宕勇也没什么钱，可贫穷，对杨宕勇的儿子来说还是很遥远很遥远。初音未来，LinkinPark乐队，电脑，手机，这才是他的世界。

时代不同了。

杨宕勇自己小时候也不让父母省心，成绩不好当然厌学，于是各种逃学各种旷课，考试红灯笼一挂就是一排，然后当然是母亲各种打骂，赶出家门，不让吃饭，这都是常态，母亲气急了，给脖子上挂个书包让杨宕勇出去要饭这种奇葩事也发生过。

当时的杨宕勇也是头铁，各种不服气，各种顶牛，母亲常常骂杨宕勇脑袋上四个旋，果然倔得很。

等高中毕业了，参加工作了，杨宕勇才发现最幸福的还是学生时期，才理解母亲当年为何恨铁不成钢。

可惜，晚了。

杨宕勇笑了。

母亲常说世上买不到后悔药，现在的自己岂不是买到了？

跟学霸的哥哥，各种拧着来的老二相比，老三杨宕迪小时候可是父母的乖宝宝。

学习用不着父母操心，成绩虽然没在班里拔尖，可也算是上游水平，写作业从来用不着人督促，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定按时完成，母亲让写的课外作业再不开心那也是坐下来用心完成——这点杨宕勇当年拍马都赶不上，他连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写不完，哪来什么母亲布置的课外作业？

生活上，杨宕迪也是母亲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该加衣服了，就多穿一件，绝不会像杨宕勇一般流着清鼻涕说自己感觉很热，不加衣服，然后如愿感冒，不必去学校传染别人。

看起来听话乖巧很不错，只是未来的日子现实却让父母很失望。

父母转业到甬城工作后，杨宕勇与杨宕迪也跟着转学去了甬城的学校读书。

边疆与沿海城市的教育水平本来就有很大差距，加之边疆人们之间交流主要用带有一定西部口音的普通话，而沿海地区人们却大多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在那个年代，说普通话你得到的不是同等对待，而是嘲笑的眼神——说普通话的都是外地人，而歧视外地人，在那个年代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甬城方言本身语速就快，还深怕自己声音小了别人听不到，说话简直像咬牙切齿喊出来，情侣之间说个悄悄话，在外地人耳中也像俩不世仇人在吵架，难怪世人都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甬城人讲话。

回到甬城，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加上当时甬城学校老师普通话水平糟糕之极，老师在台上讲课，坐在教室里的俩个外地土豹子听起来就像扶桑人在叽里呱啦说话，说的什么自然全不明白，连老师讲的课都听不懂，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

杨宕勇早已破罐子破摔，你用甬城话说我说的是“屁通话”，我还嫌弃你方言是外语呢，咱中国人只说中国话，对一切鸟语全当耳旁风，别说高中三年没学会甬城话，就算后来在甬城生活了四十年，他照样不会说甬城话，从骨子里，杨宕勇就反感一切方言。

杨宕勇觉得方言简直是反人类的存在，语言本来是人们用来进行沟通的工具，说方言明显是对沟通设置障碍，也不知那些呼吁保护方言的，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抱残守缺，杨宕勇对呼吁保护方言的专家嗤之以鼻。

杨宕迪倒是对方言没那么抵触，他很快就过了语言关，虽然到老，杨宕迪说的甬城话也不那么地道，可用来跟本地人进行交流是毫无问题了，只是等他过了语言关，前面落下的功课已经对他的学习造成了影响，中考时，杨宕迪成绩没上普高线，只能去读技校。

技校读出来只能当工人，父母虽然有些失望，却也没歧视工人这个职业，父亲连自己老家当农民的几个姐妹都不歧视，每年还要接济一二，又如何会歧视工人？

可工人没那么好当，当杨宕迪要结婚了，赶上江南民营经济大发展，国营企业大批倒闭，小品演员都说了：“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杨宕迪倒是不想下岗，可企业关门了，他想不下岗都不成，领了几个月失业金，杨宕迪开始了不平稳的工作生涯。

杨宕迪摆过地摊，被城管赶得到处跑，租过店面在幼儿园门口卖玩具，结果半年营业额还不够租金，民营企业打过工，又没农民工那么好体力，加上企业主明明说工资三千，却一直拖着不给，年底结账了，老板又说你在我这住宿要多少钱，吃饭要多少钱，劳保用品要多少钱，零零碎碎一加，得，白干不说还要倒贴老板钱。

投诉？人家老板是政协委员，企业是外贸企业，牛得很，劳动局劳动纠纷调解两次就不了了之。

工作的不顺让本来爱笑的杨宕迪脸上没了笑容，找老婆时他第一次没听父母的话，找了个外地没文化的女人。结婚本来是过日子的，可他找的老婆也是奇葩一朵，杨宕迪的钱管得死死的，一个月口袋里没两块钱不说，家里的钱全拿去给了老家，别说一年没给杨宕迪买几件衣服，就连后来生了女儿，当妈的也没给女儿买过什么东西。

这样的儿媳，婆婆当然看不惯，儿媳又觉得对比二儿媳，婆婆总是针对自己，一碗水没有端平，火气大得很。杨宕迪也是苦，母亲那边他要听话，可老婆那边他也舍不得说道一二，于是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杨宕迪找的老婆连小学都没毕业，衣装打扮怎么俗气怎么怪异不说，说话自然也没什么含不含蓄，话是怎么难听怎么说，又常常在外面对外人说婆婆对二儿媳如何如何好，又如何如何对自己不好，让外人用怪异的眼神看母亲，一辈子没跟外人红过脸的母亲如何受得了这个气？结果被小儿媳气得住进了医院，结果小儿媳还说母亲是“老不死”！

这事发生后，父母只能叹息家门不幸，杨宕勇也第一次对弟弟挥起了拳头。

回到家杨宕迪也对老婆红了眼，第一次对老婆扇了巴掌，结果一巴掌后果很严重，老婆跑回家闹得要跟杨宕迪离婚，又是好一阵鸡飞狗跳，最终，俩人还是离婚，女儿跟了杨宕迪，他老婆跑到外地去寻找“真爱”。

杨宕迪离婚在杨家造成很大的影响，父母常常叹息老婆找得好，家里才能好好过日子，老婆找不好，家就不成家了。没多久，父亲就因为心梗离世，杨宕勇常常觉得父亲的离世，跟杨宕迪找得老婆很有关系，为此好久没给自己弟弟好脸色看，只要有一点不满，他就觉得手有些痒痒。

望着关闭的房门，听着外面父母与弟弟的对话，杨宕勇眼睛有些湿润。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一世，杨宕勇绝不会允许历史再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