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朋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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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术之后回到家里，很久未联系的她不知道是否也有心灵感应，竟然打来越洋电话叙旧，她还是那样和缓的语气笑着问我“怎么样？最近还好吗？都在忙什么呢？”我竟然一下语塞，我说最近不算好，做了个大手术。她很意外，没想到我那么健康的人怎么会生病，更吃惊我怎么会做手术？我详细告诉了她前因后果，她早就提醒过我听力下降要好好去检查，可是我一直就没有查处病因啊，也没太当回事。她听着我的诉说，轻轻笑语早已变成重重的叹息，不过她马上就安慰我“没事了，现在好了，做完手术应该就好起来了，最难的时候你已经熬过去了。”是啊，她的安慰总是那么妥帖。电话说到最后，她突然问我“你现在开过刀的头应该不疼了吧？还疼吗？”可爱的人啊，我都出院这么多天了，当然早不知道疼了。我给她说起我在医院的梦，我为赶着见她竟然用脑袋做支点，从山顶翻着跟斗下来。隔着万里重洋，我听到电话那端传来轻轻的啜泣，我自己也顿时眼泪开闸，匆匆放下了电话。再后来，我已经听不清电话了，我们偶然会在网络上聊天。她让我说话，不用在电脑上敲字，可是我自己听不清人说话，我好像也不太习惯说话了，说话连自己都听不清的感觉非常奇怪。更多的时候我们通信，虽然有时差，但时空都不是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距离。去年她归国探亲，专程来我家探望病后的我。我刚刚梦见过她，就听到她要来的消息，真是太心有灵犀了。尽管我一直不知道我们何日会再次相见，再次的见面我们又经历了多少路程，每次看到可爱的东西，我都忍不住要给她留一份，我相信终有一日我会亲手交到她手里。我为她刻录了许多电子书以及我们往日的照片扫描件。我老公为她准备了新款的、适合白领丽人的汉王电子书，我给她搜罗了敦煌的金箔画、杭州的丝巾、古巴的玳瑁手镯、丽江的小钱包、我老家的麻编拖鞋、大哥家的辣椒面、还为她和女儿选了“谭木匠”的木梳，专门买了我们这个城市赖以自豪的杂志《读者》，呵呵，那一期的《读者》封面，就是一个心型玫瑰花图案里两只并排的小狗，太能表达我的心意了。我甚至为她准备了一副漂亮的耳钉，可惜她依然没有扎耳洞。

让我们伤感的是，久别重逢，我竟然是以这样一幅面目出现在她的面前，连合影照片里都无法再展露笑容。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她依然是平底鞋，依然是简约的穿着，依然留着直直的短发，依然不施粉黛，却送给我一堆香水礼盒。出国这么多年，她的口音没有一点变化，连护照上的签字都是往日的笔迹，她说连英文名字也没有，好在她的名字叫汉语或者英语都一样悦耳。

我陪她去了黄河边，往日可以作为避暑胜地的兰州，那几天却像我的心情一样异常火热，阳光刺眼得无法出门，我遗憾不能陪她去更多的地方，她安慰我“我来就是想看看你，也不想去别的地方呀。见见你就很好了。”我们走在街上，遇到烈日下的电线杆噼啪作响，冒着火花，她急得说“哎呀，这怎么行，得赶紧打电话报警，不然这多危险啊。”这还是可爱的她，或者是不知不觉间多了一份公民意识的她。她临走之前我说趁早把她相机里拍的照片导出来吧，不然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想起发给我呢，她有点歉然又心安理得地笑着说“嘻嘻，还是你最了解我了。”时隔多年、跨越重洋的见面，似乎隔在我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复存在，依然熟悉如昨。有人说“女孩之间根本不会有永恒的友谊”，对这句世故的话我不想辩驳，我相信有一份纯洁而深厚的友谊，如同阳光永远洒在我们心底。

我写的文字她都是忠实的读者，“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你写得好，我喜欢看。”她担心我这样高产地写作，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保障休息，有没有时间顾及家里，呵呵，她的担心有些道理。

她一直活得简简单单，无忧无虑，是个不太爱记事的人，甚至连丈夫的生日都记不太清，也从不会记着和丈夫为什么事而发生过小口角。我们二十多年前一起经历的很多往事她都印象不深了，我的文字让她一次次想起昔日的美好记忆，这已经足以让我欣慰。

谨以这些文字，作为给他们的可爱女儿七月四日的生日礼物。幸福的小姑娘啊，她有个多么招人喜爱的妈妈呢。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