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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吓比循循善诱要简单多了,传教士和牧师动不动就说末日审判,不做“义人”就要下地狱,信徒们信以为真,就干出了很多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行为。
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封建王权政府是老迈腐朽、效率低下的,民主制度是年轻廉洁、效率很高的。
这恰好就是一种误解。
在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王权体制政府是极度具有活力的,它能积极得主导其他人的意志,所有的一切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欧洲的国王远不如中国皇帝干得好,秦始皇修建长城,汉武帝攻打匈奴,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远征高句丽,就连杨玉环想吃荔枝这种事也被唐玄宗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成功了。
埃及的法老修建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这些无一不是王权下的产物。
如果王权的这个目标是为了公众利益,那他就是明君,唐玄宗前期开创的开元盛世就是例子,如果他的目标不是为了公众利益,比如滥用八百里加急运送荔枝,以及修华清池等举动,政权的不断运作给人民带来的反而是害处,劳命伤财。
国王的意志就是圣旨,要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解决。
民主制度是反过来的,执政党想干一件工程,在野党就拼命诋毁当他们干不下去,摩西计划讨论了二三十年才动工,威尼斯照样年年被水淹,反正政客们在罗马,淹水淹不到他们。
如果说神学是讨论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他们则是为了针尖大的问题争吵不休,该干的事一样没干,反倒是为了钱的问题吵个没完。
君权想到的是男性,民主就像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女人,如果不是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天知道英美什么时候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政客们吵完了,**已经占领欧洲了。
君权需要绝对权威,教会则负责驯养羔羊一样的子民,让他们听从国王的话,国王给教会各种各样的特权,同时路易十四、十五这样的皇帝通过奢侈来建立自己的威信,其他国家做不到法国国王那么奢华,他们学习法国的生活方式,巴黎就成了文明的中心了。
只是贵族的这种生活是建立在千千万万法国普通平民营养不良基础上的。
平民饥肠辘辘,贵族和教会还在大摆宴席,饥饿的人是愤怒的人,愤怒的人是没有理智的,覆巢之下没有完卵,陷入那种乱局中不论是贵妇人还是乡下女人,乃至皇帝和农夫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
改朝换代没那么慢,像风驰电掣一样,很快就结束了,昔日的贵胄要么沦为阶下囚,要么人头落地,而那些“穷鬼”无套裤汉成了“新贵”。
有很多人在云里雾里就失去了一切,致死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沦落到这个下场。
但是他隐约能感觉到,这和自己的奢侈浪费有关,而这正好就是卢梭攻击和抨击贵族的论点。
以爱戴为基础的政权无疑是最伟大的,却是极不稳固的,一旦这种爱失去了,就会被那些曾经仰望着他们的平民推倒在地。
和动脑筋相比,用心去“爱”应该是更简单的了,放着简单的路不走,非要走复杂的。
男人娶妻往往是选择自己的心里投射,压抑自己女性特质的男人,最后娶的女人往往是自己的缺点。
“该死。”她低咒着说。
“怎么了?”西弗勒斯问。
“我找不到那种全身投入音乐的感觉了。”她哭丧着脸说。
“我也一样。”老蝙蝠毫无坐相得说“这音乐有什么好听的。”
她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感觉乐手们并没有全情投入,没有西弗勒斯在科尔纳罗凉亭表演的小夜曲那么有感染力,只是他们的技巧很高超掩盖了这一点。
“你也去试试。”她怂恿道“你不是有那把帕格尼尼的小提琴么?”
“你怎么知道那是帕格尼尼的?”西弗勒斯问“它的主人们明明是六个无名之辈。”
她怒视着他。
为什么他总那么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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