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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柏毅并不反对引进RD—9发动机，但他必须提醒总后首长，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需要清晰明了的发展战略，于是柏毅很诚恳的点点头：“RD—9发动机是个好东西，轴流式，单轴，带加力燃烧室，可以说都是当今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前沿。
如果能啃下这些东西，我相信咱们国家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必然能积累下众多宝贵的经验，可关键是怎么啃？”
“当然是一口一口的啃！”总后首长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我知道RD—9发动机对咱们国家来说，在技术上的确高了些，也清楚苏联人给这么高的东西，是有着看笑话的心思！但我相信，咱们国内的专家们绝不会让他们看笑话，一年不行，咱们就是五年，五年不行那就十年，既然咱们能坚持八年抗战，难道为了个航空发动机就不能闷头熬出来？我就真不信，没有下苦功夫弄不出来的东西！”
总后首长一番话说得可谓是掷地有声，说真的，如果柏毅不是清楚中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走得那些弯路，真的会每个毛孔张开，热血沸腾的不要不要的，可事实上却是，从最基本的涡喷5，到一路仿制的涡喷6、涡喷7、涡喷13……
中国最初的航空发动机道路走的时候是苏联一对一的单一型号发展之路，即单独的机型配属单独的航空发动机，尽管培养的一大批航空发动机的研发队伍，但也造成了资源消耗巨大，发展思路不明，毫无继承发展可言。
这些不利的因素在涡扇6发动机研制当中集中的暴露出来，以至于整个过程在保守与追新之间反反复复，加之整体战略不明，导致一路磕磕绊绊，最终在配套机型下马之后，也就不了了之，黯然下马。
直至90年代，中国也没有逃离战略不明的桎梏，尽管当时已经上马“昆仑”涡扇发动机项目，但依然是对英国“斯贝”涡扇发动机的仿制项目，而且还是为“飞豹”配套的一机一型的结果，即便如此其命运还是一波三折。
至于为歼—10配套的自主发现型，却因为种种原因无奈下马，最后不得已只能转向购买俄罗斯的AL—31F涡扇发动机，直到21世纪10年代，中国才在无数次的经验教训中摸索出一套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战略，而后才丢掉仿制的拐棍，真正的具备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
正因为知道中国这一路磕磕绊绊的发展历程，柏毅没有被总后首长的一番铿锵有力的话语搞得激昂澎湃，反而是皱了皱眉头，轻声的问了句：“那……下个型号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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