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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一鸣惊人,使段祺瑞大动肝火,乃发敬电。痛责吴佩孚不应“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
同时,张作霖也有敬电,倪嗣冲有宥电,都主张对西南作战到底。电文中当然对吴佩孚的指责,同时也不满曹锟。
曹锟身在北方,颇感为难,乃在保定补发宥电,通报北方各省做辩解。
但是皖系和主战派都破口大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这时的处境,就和不久前李纯的处境一样,天天要忙于答复各方面的责难。
他又有感电说:“昨接吴师长敬电,擅请撤兵,殊属不合,业经严辞责斥,电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
倪嗣冲也有感电劝吴佩孚以北洋团体为重,并且极力为武力统一政策进行辩护。
不过,吴佩孚在衡阳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北方的反对和谴责。
因为段祺瑞有敬电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乃复以宥电,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
段祺瑞的敬电中还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佩孚的宥电却只是做出答复说:“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吴佩孚这里干脆表示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他在宥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对张作霖攻击,他说:“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胡嗣瑷等遁迹津门,与某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接着,吴佩孚又有俭电致段祺瑞,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他说:“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能欣念民主……毅然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曹锟在保定仍只好训斥吴佩孚说:“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作后盾;至于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的纸老虎。吵吵闹闹是可以的,如果真刀真枪就不会来了。因此他虽只是一个师长,却气吞南北,把北洋派的前辈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他竟敢说:“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佩孚,只因身在北方,不好表示偏爱,然而他何尝不知吴佩孚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电斥吴佩孚,并且把电报照录下来通报北方各省。更发出世电表明自己淡于名利,暗示自己不希望做副总统。他在保定检阅军队,补充实力,请北京政府速拨发五百万元以备南下之用。
吴佩孚答复曹锟一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不是全反对吴佩孚主和的,如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即发出径电响应马电。第十九师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
吴佩孚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直到这时,段祺瑞才决定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同时,段祺瑞发出世电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
冯国璋在告退通电中的“足以复统一而造平和者”这句话,实际是将了段祺瑞一军,也就是说,新任总统须以和平为大策,而不容许武夫当国。
段祺瑞当时也很为难,一来皖系的党徒们非要把他推到总统这个位置上去了,不然他们岂不是白忙乎了?再说了,那些安福议员们可是拿津贴的,每个月300大洋,选举段祺瑞出任总统一职,岂不是信手拿来,一句话的事情吗?
但是,西南各省是坚决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的,他们连着安福国会都反对,指斥为“非法国会”;而冯国璋的表态也大大影响了地方上的直系军阀,曹锟和长江三督再次联手,反对段祺瑞出任总统,前线的大将吴佩孚更是屡发通电,声言支持和平,明摆着是要给老段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段祺瑞要强行出任总统的话,不但会使得南北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被洋系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就这点而言,段祺瑞还算是一个有风度的政治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与冯国璋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
这才让并非军人的北洋人徐世昌捡了个便宜总统当。</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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