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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上午,全院才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装、连排,老舍前来观看。艺术至上的焦菊隐心有余悸,居然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保的结果。在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生硬加进的“段落”: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这些自然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瞎鼓捣。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回家后依然不言语。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戏选择时期不够典型,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表示要自己告诉老舍。但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没有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1957年版的《茶馆》,实为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它以一个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写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三个典型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展示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写了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即民不聊生,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并呈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势。最后,让见谁都请安的王利发、耿直的常四爷、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三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走投无路之下,撤纸钱,祭奠自己,为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合唱了一曲葬歌,倾注了作者对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的沉思。

结构处理上,它没有中心的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把人物活动范围,限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从而像《四世同堂》一样,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避开对高官大人不熟悉的短处,发挥特长,单写大的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83-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化进小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他们怎么活着与死去,突出了一时不如一时的趋势,以“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摆置于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其中第一幕最为精彩。

第一幕:前,有“大傻杨”的快板,交代剧情,介绍人物,间以评议。穿插的故事包括,国农民,卖起了儿女。想办实业和改良难以起步,因为顽固派得势,能随便抓人。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变了。军阀混战,更加民不聊生。

第三幕:日本鬼子占国土整八年,百姓生活痛苦。现在胜利了,国民北京人艺1999年版话剧党统治下,日子却更不好过,连掌柜的都逼得上了吊。

在谈到创作《茶馆》的经验时,老舍曾介绍了构思中的几个技巧:外 扮王利发。濮存国有沙龙,中国有茶馆,那里人物多,出场自由,并且年代又长,不容易 昕扮常四爷。

找到中心的故事,就让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中心”就有了着落,能够以人物带动故事。其次,次要人物由父子相继,帮助了故事的联续。让每个角色都在恰当的位置,说着自己的事,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就像各。无关紧要的人物则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写什么、如何写,小人物作什么,说什么,再夸大些,润色一下,无人能比老舍更熟悉、更清楚。

那都是活的语言,说的话都从人物生命、生活的根子上流出来。漫长的年代,就被人物及其命运联结,全剧显得紧凑、严密,丝丝入扣,而一体化了。

总之,《茶馆》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容量,宏阔而严谨的结构,精练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艺术,3万字就写了50年和70多个人物,堪称“东方舞台的奇迹”,非大手笔不能办。

在此之前,老舍写过很多剧本,都是歌颂新北京历史巨变的,却无一能留。因为他虽然热爱新生活,却不熟悉,起码知道得不全面。因此,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老舍,少写一点,写你熟悉的人与事。现在,《茶馆》“回归”了,写了旧的题材,也才真的成了功。看来艺术的规律,是谁都不敢违背的。这是多少天才尝试失败后的经验之谈。

当然,没有那些失败的堆积,也许根本就回不了那个头。但这多半是对初人道行的人说的,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却把巨大才力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区,写一些短效应的作品,不能不让人遗憾。

梁实秋在悼念老舍的一篇文章里,曾就胡絮青的一段话(《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发表过感想,胡的原话是:“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新社会的人的诅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公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作为知音,梁说他相信这是一段信史,为什么呢?“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的诅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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