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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除了心灵的痛苦,**的疲累以外,还有贫困导致的贫血和营养不良,这些都严重地伤害了老舍的健康。梁实秋回忆说,那时候,“他又黑又瘦,甚为憔悴,平常总是佝偻着腰,迈着四方步,说话的声音低沉徐缓,但是有风趣……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参见粱实秋在未知老舍已死时所写的《忆老舍》。得知老舍去世的准确消息后,他又写过一篇《忆老舍》。)

1940年冬,老舍病倒了。不少人劝他改行,他却不愿离开文协和手中的笔。因为他所能做的编辑、教师、官员都有误于写东西,单要有气,就决不放弃文艺。1941年8月,在老朋友们的盛情邀请下,老舍飞到昆明作了短期的游学,到西南联大等高校作讲演,写出了《大地龙蛇》。该剧不太尽人意,可它引出了《四世同堂》等巨著,开始了从文化的角度来反观现实、进行批判的新路数。11月初,他告别友人,回到重庆,又回到贫病忙的境况中。1943年6月,老舍移居北碚,距重庆五十多公里,想写长篇《火葬》,结果勉为其难,累出病来,进了医院,做了手术。

没几天,分别6年的妻子胡絮青万里迢迢,从北平沦陷区,领着几个孩子来到大后方重庆。他生活上虽还是老样子,但多少得到了一些照顾。

胡絮青就对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种种人物的心情、嘴脸等,都是充满感情的细节,不想触发和激活了老舍非凡的想象力,将对北平人事风情的惊人了解,自如化进了构思:我生活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老舍文集》15卷,430页。)随着胡絮青的讲述,上百个人物活了,老舍活在了里面,与他们的命运、心态、精神息息相通。

他产生了创作《四世同堂》的冲动。

很少有作家能从本能、从生命崇高的求生**和被侮辱损害的意义上,认识贫困,在**摧残、精神戕害中,展现贫穷的威严酷烈。老舍做到了,前有《我这一辈子》里民众乘兵乱抢劫,后有《四世同堂》,把侵略战争的残暴,最终定格在饥荒上。如前面所说,在鲁迅的作品里,焦点是直接对准下层人精神创伤的;老舍在这同时,首先顾及的是他们遭遇到的**戕害。鲁迅于死亡中,表现人的觉醒;老舍人物的精神幻灭,则是后至的。

《四世同堂》正是这样,从题材到体裁,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他本该早日觉悟,回头去写自己熟悉的北平生活,却一直少契机。沦陷区的生活又是从无人涉猎的,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写几天养几天,一边与沉重的生活负担拼熬。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他除参加必要的文艺活动外,就是关在家里,默默写作,年底写完《四世同堂》第二部。

从这些作品的出生日程看,且不说两度长期在国外滞留时的情形,就是在抗战时期,条件如此艰苦,老舍在写作上也是最卖力气的。一家刊物曾这样记载道:他独个儿住在……偏僻的院落里,埋头写,写,写。

一天到晚低着头,脑子都有些昏了。他常向朋友们说,多写一篇是一篇,炸弹落到头上,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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