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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并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

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便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到了新加坡后,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写爱情小说,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他不得不回了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但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

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也可能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跃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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