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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老舍发表了许多文章,认为目前有不少认识性的错误,一味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会渐次扩大,迟早酿成大患。而且,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悲剧。

老舍是那种作家个性的领导。他一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的,善应酬,善言谈。他讲话有特点,不是官话,有外交辞令可也不是那种含糊其词的、温吞吞的话。他的话有时是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刻薄的、甚至是不给面子的。

林斤澜回忆道:“大跃进”时,西城摆开赛诗擂台,请老舍坐主席台,还请老舍讲话。老舍讲话时,遵循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他先歌颂“大跃进”,末后落到打擂台的诗上,说:“要说诗,这不是诗。”

三年灾难时期,政协食堂对民主人士有“特供”,据说老舍家人也常去买饭吃。林斤澜以为老舍当是那里的常客,问了老舍。老舍断然回答:“不去。”林斤澜一愣,老舍正色补充:“不爱去。”林斤澜还是疑惑,因为那是饿死人的年代。老舍再作补充,字正腔圆:“标新立异。”林斤澜叹服这位语言大师,“标新立异”用得好,看出他的态度。

1961年在北京新桥饭店,中宣部和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上,茅盾发言,说老舍以幽默见长,但近作幽默渐渐少了,他表示遗憾。老舍毫不客气,简直是针锋相对,说茅盾指出的,恰恰是他的进步,以前的幽默是轻飘,现在才郑重起来。五百来人鸦默雀静。接着老舍批评青年作家太拘谨,放不开。说:“北京有个林斤澜,你要是还放不开,那你青年时候就是个痞的!…‘许多人回头看我,那真是当头棒喝。不料,老舍拿起曲波的《林海雪原》——《林海雪原》是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当时是畅销书,行内评价也很高,差不多是有口皆碑。当时还没有‘样板戏’,《林海雪原》就算是里程碑了。老舍说:‘这部书叫我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活。如果我有那样的生活,我写的话,十万字就可以了吧。’老天爷,那就是说,要抹掉四分之三!——据说,曲波当时也在场。”

林斤澜还认为老舍是那种“两面人”:“他有滋有味地‘紧跟’,但又暗暗写他的《正红旗下》。他不是称赞我深入生活吗?我有时从农村回来,向他这个文联主席汇报工作,嗳,他很不耐烦。他不是经常称赞我勤奋吗?一天我把刚出的新书《山里红》给他时,他看也不看,把它放在一边,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又出书啦。’……邓友梅打成右派,老舍著文批判,发表在《人民日报》。邓友梅改造期间,突见老舍,想要回避,老舍主动叫住邓友梅,说:‘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后来邓友梅去了辽宁省鞍山市文联。鞍山一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派人送演出税给老舍。老舍见了介绍信,就问起邓友梅,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过了一年,送演出税的这个人找邓友梅,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就没法活了。’他说剧团里有人告他贪污,他不承认,剧团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家查证。不料,老舍家记的账与他交给老舍的不符。那人哭着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不给我做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到北京去,怕他不见我,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邓友梅便写了信。那人几天后回来,向邓友梅道谢,并出示老舍所写证明的抄件。上面写道:‘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春节期间,邓友梅回京探亲,遇上老舍,笑着问:‘怎么你也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老舍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得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吴祖光打成右派,在批判会上,老舍有些话也是叫人很难受的。比如有一句:‘你吴祖光长着一条油光光的舌头……’吴祖光一直记着这句话,临死前一年还说老舍的不是。可是老舍有一回在一个古玩店,发现有吴祖光当出的字画,他却买下来,还给了吴祖光。吴祖光流放了,老舍叫新凤霞不要离弃他,给他写信。”

林斤澜还在《两个作家》里写道,建国初,老舍出访苏联归来,在霞公府小礼堂做报告。那是个星期天,听众满座。有久居国外的学者,还有携外籍夫人来的,他们不是来听新鲜的。那时候听报告是“进步”、“靠拢”。若是现在,不少报告要靠放个参考片来招人。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当时的境遇十分不好:作家当不了,教授做不成。也坦然走来,只是不和人招呼,在讲台正前方五六排地方默然坐下。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因近视,把本本卷起来托在胸前,右手的水笔竖直,直行记录。那都是拿惯了毛笔的缘故……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人。老舍向来妙语连珠,这回目光一落在沈从文身上,口角不禁迟慢。沈从文这样托本书写,必须直腰,低头,两肘悬空。老舍的目光戚戚,仿佛说:何苦来!何苦来!

报告完毕,听众外涌,老舍好嗓子,低沉又传远,叫道:“从文,一块儿走。”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尽管那笑容不好形容,只是叫人想起他常自称的“乡下人”。

林斤澜说,老舍这个人绝不可恶,但有时却非常可怕。从维熙打成右派罪名之一是在《长春》发表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写农村生活一隅。后来批判时,老舍居然在《北京文艺》上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所以老舍对待沈从文,也是类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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