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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向内阁传谕,将卢洪春大骂一通,也是为自己辩护了半天,最后让内阁重办。
申时行不敢违背天子意思,拟旨将卢洪春夺官。
但是圣旨到了六科后,却让给事中们给扣下了,他们纷纷上疏,请求天子赦免卢洪春。
哪里知道天子更气,将这些上疏的给事中狠狠骂了一顿,结果给事中刚骂完,还没消停。御史们又纷纷上疏请求天子赦免卢洪春。
这下子天子是被气得吐血了,一怒之下将上疏的御使通通罚俸,然后亲自下旨将卢洪春廷杖六十,削除官籍,贬为平民。
这件事于是在百官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因为言官上疏后,天子本该给人家面子手下容情,但是天子连求情的人一并重责,而且卢洪春本来只是革职了事,但是经过言官求情后,反而更惨,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还削掉了官籍。
这个手段与年初争国本时如出一辙,天子与百官关系进一步恶化。
而身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林延潮也得知了此事,卢洪春被廷杖的时候,他正在教授庶吉士们馆课。
卢洪春的事,已是传至每一名官员耳里,连在翰林院里的庶吉士们都是人心浮动。
而林延潮却如同无事一般的教书。
课上袁宗道向林延潮发问重农轻商与通商惠工的区别。
众所周知,林延潮是一贯是提倡‘通商惠工’,这与南宋时叶适,陈亮的事功学派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但眼下明朝国策就是‘重农抑商’,本朝太祖朱元璋明显支持这一点的,林延潮反对无疑就是反对祖制,大明朝一直奉行下来的国策。
林延潮明明知道,却仍是反对,他的道理在哪里?
林延潮于是给众庶吉士们举了一个例子。
一名农民丰年收了五袋粮食,他打算一袋自己吃,一袋用来吃的饱,一袋用来酿酒,一袋用于喂猪,将来吃肉,最后一袋用来养鸟解闷。
若遇到歉年只收了四袋粮食,那么农民肯定是不打算养鸟了。
若收了三袋,那肯定是不吃肉了。
若只收了两袋,那肯定是不喝酒。
只收了一袋,能维持生活就好,不指望吃好了。
所以若有人向农民买一袋粮食,那么丰年时一袋粮食对于农民而言,只是相当于不养鸟不解闷了。
然后依次是吃肉,酿酒,吃得饱,若农民只有一袋粮食,那么抱歉多少钱都不卖。
说到这里林延潮道:“尽管每年农民都花一样的力气种田,但对于他们而言,买一袋粮食的钱,等于自己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为何物以稀为贵,就是这个道理。”
说到这里在场的庶吉士都明白了林延潮要说的意思,但却不明白与重农抑商有什么关系。
“所以为何要重农抑商,粮食越多,那么粮价就越贱,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吃到粮食。但是商人却不事生产,他们在丰年囤积粮食,在歉年以高价卖出粮食,将丰年收来的第五袋粮食卖出第一袋粮食的价钱,长久之下,谁肯安心农事,每日辛苦种地,最后却不如商人囤积居奇赚得多,故而本朝太祖鄙夷商人,就为了每个老百姓都能安心农事,以勤致富。”
众庶吉士们都是明白,林延潮解释了太祖的用意,不褒不贬。
“以勤致富还是以取巧致富,乃是两端,但是粮价之高低,不是看老百姓一年在田里流了多少汗,干了多少活,而是看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若是老百姓都是勤奋于农事,正好遇到风调雨顺,反而会发现谷贱伤农,那么勤于农事又有什么意义呢?反而若粮价高,老百姓就算朝廷不劝农,也会自发的耕种。”
“故而解决的根本之道,并不在重农抑商。一袋粮食若一个人买,那么按最后一袋粮食的价格来算,若是两个人买,价钱是出价高的人说的算,三个人买,价钱就是出价最高的人说的算。”
“朝廷重农抑商后,满地都是皇商,勋戚,依仗朝廷势力的官绅经商,他们与地方勾结,控制粮价,老百姓们不得不按最后一袋粮食卖钱,而若是有人敢跟他们抢粮,他们与地方官员勾结诛之,因为朝廷重农抑商,种田的老百姓他们不敢杀,但经商的老百姓杀了又有何妨,所以长久之下商人越少,粮价越贱。”
众庶吉士们听了林延潮之言都是骇然,他们没有想到这层道理。
林延潮见众庶吉士深有所获,当下点点头,这些人虽说现在用不着,但二三年后走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将来都可能是自己政策的坚实拥护者。
于是林延潮就打住,不继续讲述,而是让庶吉士们讨论,并以此布置为馆课,明日各写一篇心得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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