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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灿并不知道,传真纸上轻飘飘的“青铜虎盉”四个字,在超出他记忆的2018年,曾经闹出偌大的风波——被一家英国地方性的中小拍卖行,坎特伯雷拍卖行以四十一万英镑的价格拍出。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就此次拍卖,发表谴责和抗议。
那时,李林灿口中的青铜虎盉,有着另外一个名字“虎蓥(音营)”。
先说说这件青铜虎盉究竟是什么玩意。
盉是汉族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音畔),下有三足或四足,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如果不理解,可以想像一下,它的型制,很近似于加底足的青铜壶。
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
青铜虎盉,其实就是……盖上铸造一尊老虎像的青铜盉。
这玩意,按照考古学对商周青铜器型制划分,它妥妥的就是一尊青铜盉。所以,李林灿的说法没毛病。
为何又出现“虎蓥(音营)”这么个略显怪异的称呼?
要知道,青铜器中单有“蓥”的品类,可那不属于酒器,而是摩锃器,也就是用来磨制刀具、农具,使之能够快速去锈、锋锐的物件。
这个名称的由来,始于1963年长安张家坡考古发掘,所发现的一尊窖藏青铜盉。这尊青铜盉自带八字铭文:“伯百父乍孟姬朕蓥”。
这下考古专家傻眼,不是都叫“盉”吗?这件怎么自称“蓥”?
负责此次考古的正是中国现代考古大家郭沫若,给出的解释如下:这个“蓥”字,就是另一个字“罃(音营)”的同形字。它们的区别,一个是陶器,一个是青铜器。陶器就写作“罃”,青铜器就写作“蓥”。
这样,器物的用途也就清楚了,因为《说文解字》对“罃”有着清晰的解释,即“备火长颈瓶”,也就是可用火加热的长颈瓶。
故而,与“盉”的区别,就是颈比较长。
这种说法连国内学者都不曾信服,更何况台北的李林灿?他依旧用青铜虎盉来称呼这件青铜器物。
这件在后世造成一定影响的物件,在李林灿和卢灿电话中,被轻轻带过。它的型制很小,双手捧,高不过两掌,在虎博诸多青铜器中,它是小字号,连镇馆级别都算不上。
两人讨论的重点是那尊犀牛盖方罍(音垒)。
在他们眼中,这尊青铜方罍,明显要比青铜虎盉更贵重。原因很简单,商周青铜器中,拥有犀牛兽的造型青铜器非常罕见。现存史料中,仅有一尊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还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并非商周器形。
对于虎园博物馆而言,这肯定是第一尊。
青铜方罍是商周青铜家族中极富魅力的一种器形,属于大型盛酒器。它的特点是——器物的每面中线及四角均出棱脊,使器物更为棱角分明,气势雄宏。
除此之外,方罍的纹饰相较一般青铜器,更深、更粗壮有力;器体上图案都采用高浮雕,所造型的物像,威风凛凛;底足是后加的,通常底部都很厚实,这又使得器形端庄浑厚,气势逼人。
埃文斯家族的这尊犀牛盖方罍,合盖高达四十二厘米,腹宽二十八厘米。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盖型上——一尊半身独角犀牛兽。
犀牛这种动物,出现在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论语》中有“虎兕出于柙”,把犀牛和虎并置,比喻危险之物——兕是独角犀;又如《墨子》所载的“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
由此可见,商周时期,中原人对犀牛的认识并不匮乏。可为何犀牛造像的商周青铜器,非常少见?
埃文斯家族的这尊犀牛盖方罍,也许能破开这一迷局。
华老负责侃价,效果不错。埃文斯家族要价二十万英镑,他一件件以市场价算给对方听,最终的报价为十二万英镑。
埃文斯家族需要商议,不过,听李老的意思,这次交易差不离。
别认为十二万英镑很少,虎博可是有卢灿这个“变/态”在全力支持。
要知道,1982年牛津包德连博物馆的对外收购款,也不过一百万英镑。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牛津博物馆总购置款,也不过三百九十万英镑。
青铜中心那种巨亏博物馆,肯定拿不出十二万英镑,所以费德林不得不求助到安蒂森的头上。
“李老,想要拿回那些信件……不顺利的话,让华老明天给他们增加两千英镑。或者,要上一份它们的复印件吧,就说您为了佐证这批物品的来源真实性。”
卢灿挠挠头,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钱砸,尽管心中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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