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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外面闲逛了一年,四处碰壁,后来还是回到曾国藩幕府。
为李鸿章牵线的是郭嵩焘,当初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的也是郭嵩焘,劝左宗棠出山的也是他。
曾国藩跟李鸿章可以说更多的是长辈对晚辈的栽培,后来李鸿章给曾纪泽写信,也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三、左李之争如果说曾左之间的矛盾还有些偶然性因素的话,那么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简直是天生的对头,两人从性格到到经历,从洋务方针到防务理念,都有本质的区别。
性格上,左宗棠直爽任勇,李鸿章圆滑世故;经历上,左宗棠以军功显,李鸿章虽然也有军功,但是上面说了,他的最大长处就是精通时务,也就是洋务,擅长跟洋人打交道,左宗棠虽然也办洋务,但是对洋人插手中国事务,一向是深恶痛绝的。
左宗棠办洋务,是立足于造的,他办的福州船政局,逐渐的用国人替代洋员,李鸿章则是,非洋人洋匠不可;至于塞防海防之争,李鸿章认为,“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代表李鸿章就是卖国贼,而是晚清在财力窘迫的情况下,选择重点的不同。
左宗棠也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
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
两人的斗争一直到左宗棠死才画上句号。
曾国藩对左宗棠、李鸿章,都有提携知遇之恩。
左宗棠性情高傲,自比诸葛亮,后期与曾国藩多有不和。
曾国藩死时,曾家人对左宗棠来吊唁战战兢兢——知道左宗棠生性高傲,生怕他送来一副刻薄讥讽的挽联,那样在众人面前可真是颜面扫地。想不到左宗棠写的却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为官清廉,没有留下什么钱财,死后居然连办丧事都颇为困窘,左宗棠见此,还赠与一笔银子,供曾家办丧事。
后来,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在前清做官,也多得左宗棠提携保荐。
当然,曾纪泽不会为左宗棠在华国任职而多说什么,因为左宗棠已经进入过陛下的视线,华皇要怎么安排,轮不到曾纪泽说,曾纪泽也知道,自己说了也是白说。
李鸿章以曾国藩门生自居,对曾国藩十分恭敬,但是与左宗棠却互不喜欢。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也在华皇这里加分不少,因为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恭敬,不是伪装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尤其是在曾国藩死的时候,和死后的态度,都和一个做儿子的人无异。
左宗棠不喜欢李鸿章做人太圆滑,才识不及自己,官位却此自己高;李鸿章觉得左宗棠挥霍军费,好大喜功,过于自负,对其行径处处看不惯。
两个人明争暗斗几十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倒台,就是两个人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李鸿章为人比较圆滑,这在晚清混浊官场自然更受欢迎,左李二人争斗,终以李鸿章胜利收场。
萌总裁这样对曾纪泽下决断:“曾文正公会做人,李鸿章会做官,左宗棠会打仗,也能做实事。”
曾纪泽点头道:“我同意陛下的看法,做具体的事情,李鸿章不见得比左宗棠强,左宗棠有一股劲,李鸿章想法太多,不过,李鸿章在总揽全局上面,还是可以的。”
曾左之争只在于政见之争,曾国藩的思想较为保守,而左宗棠的思想则较为激进。而两人其实还是互相十分欣赏的。
而左李之争已经由政见之争转化为了义气之争,即只要是李鸿章说的,我左宗棠就是不同意;而你左宗棠要做事,我李鸿章自然也要拆台。
最终,两人之争以华国推翻了清廷的统治,改天换日,李鸿章的胜利而结束。
李鸿章的胜利在于到了华国政府的时代,李鸿章仍然能够发挥才能,能够妥善处理和华皇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对于左宗棠的胜利。
李鸿章是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李左之争中李的胜利表明曾左之争,其实曾国藩是完全可以胜利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却没继承他的宽容。
回首这些往事,曾纪泽和华皇两个人都可以说是感慨万千的。
华皇并不是一个很喜欢怀念过去的人,“我说这些,算是和你共勉吧,你父亲代表了目前大部分前清下来的读书人,我相信,他的成功之道,在华国的新时代,仍然有用。你父亲三十岁以前是庸人,三十岁之后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是自律成就了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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