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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知道法国的财政问题有多严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国王和刘钰之间的谈判,甚至可能都不会牵扯到钱的问题。
多半只会如同一个看着地图幻想战争的孩子一般去谋求“超越曾祖父太阳王的荣耀”,而且可能连国家地图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仪……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谈点关于经济、技术、财政方面的问题。
他上台的时候,法国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来一个巨大天坑,1726年货币改革之后,弗勒里一直维系通货紧缩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连续两任财务总监,都是弗勒里提拔起来的,也都是贯彻着他的意志。以及贯彻着六十年前科尔贝尔制定的经济政策——国家投资,兴办经济,学习技术,招纳技工,国家管控,政府订单。
弗勒里希望菲利贝尔,能够在刘钰见国王之前,达成一系列技术转让的合作。
比如丝绸纺织业、棉布纺织业、造纸业等。
虽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顺的瓷器制造业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够拿到纺织业和造纸业的技术。
这种事,国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国王只是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的战略家,根本不在意这些经济贸易上的小事。
因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刘钰面见法王之前,先把这几件“小事”定下来。
科尔贝尔的政策,延续至今,放在造纸业上,路线也很明确:从大顺招揽技术工人,法国国库投资兴办造纸业工厂,在确保可以生产之后提高关税保护本土造纸业,通过贵族、王室和政府订单确保造纸业蓬勃发展,可以满足内需之后开始对外出口换取金银货币。
造纸业和纺织业,这是弗勒里临死之前,定下的发展计划。
争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内,依靠大顺这边的棉纺和丝织技术,使得法国成为欧洲技术最好的棉纺和丝织中心;依靠大顺这边的造纸业技术,让法国再也不需要进口英国的纸张,甚至要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后对外销售。
除了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外,弗勒里在死前,还想要了解一下“中国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的控制、促进和税收状况。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国和英国、荷兰,在经济上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科尔贝尔的一系列政策,延续至今,若以大顺这边的人看来,自是觉得颇为熟悉,至少比英国、荷兰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时的财务总监菲利贝尔,极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设——以巴黎为中心,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每个法国非特权阶层,每年都要为修路服役两周,征发劳役。
比如此时他极力促成的“运河计划”。征发民夫,修建运河,连续挖通了圣昆廷运河,连接了几条大河,提升了基建和运输水平。
这些运河和公路网,以及修建这些公路网和运河的测绘准备,是法革时代精确的卡西尼地图的基础,没有这个时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没有那份精确的卡西尼地图。
在《双雄记》里,大仲马写道“桌子上摊着一张卡西尼的地图,这上面连最小的崎岖小道都能找到”。
于是法国公众“看到”他们的国家,并且从国家意识的最早地图显现中认同他们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家园、生活的村庄、城镇,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国。
地图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为法兰西,将人民和土地绑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诚于一个非人格的、想象的国家共同体,它叫作法兰西。这是后来义务教育课堂墙上多半挂地图的起源。
又比如法国一直颇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当然在法国这边,叫“王家手工工场”,都是由王室专营,工匠虽然不是匠籍,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英荷模式,自由贸易,VS,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法革、卢梭人民主权论、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计划经济……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现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变路线。正常的、普遍的发展模式,最终走向的,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但昂撒人突变了。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然而正确的史观,此时还未诞生。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适用于法国的道路,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并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
但正如后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说实在的,连大顺,大明,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也根本没法学。
大顺、大明都没法学,况于法国。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匠籍、买扑、官营手工业比例、贸易控制、官僚比例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甚至连大顺自己,对着古书,也是如此,根本没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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