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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雍正怒斥了传教士,遏制了僧侣们的野心和诡计。
而伏尔泰,是反教会的。为此,可夸。
总之,这种前后矛盾的话,比比皆是。
前一秒还“中国根本不会使用大炮”、下一秒就是“有大炮的汉人打不过环境塑造出民族性格的满人”;前一秒还是“野蛮的鞑靼”、后一秒就是“只有古罗马人才比得上”。
中国这个工具人,极其完美。
比英国更远。
普通人很难触碰到,无法揭穿真相。
比英国富。
人都有慕强慕富的心理,人家那么富,一定什么都是对的。
比英国更不容易被法国人反感。
法国和英国是世仇,法国人即便渴望启蒙,却如同后世吹日一般,中国人总会对吹日有天然的反感。
比英国更神秘。
普通人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可以自己抡圆了夹杂私货,把自己幻想的最美好的制度,加上这个理想国上。
最最关键的一点,中国这边也信“上帝”,而不是绿教、也非祆教等等烂七八糟的、欧洲人已知的宗教。
至于是真的不知道“此上帝”非“彼上帝”、还是知道装作不知道、亦或是真的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当其他民族还在偶像崇拜的时候,中国人便真正认识了上帝……历代王朝在诏书上,都会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
比起用那些异端、异教的国家作为理想国,这个“认识了上帝”的中国,更适宜让老百姓认可。
于是种种条件下,中国成为了西方启蒙运动骨干们最喜欢的理想国。
不只是伏尔泰喜欢把中国当成工具人。
同时代的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人,也都很喜欢用这个近乎完美的“工具人”。
真的、假的、理想化的、只言片语的、曲解的、穿凿附会的……串在了一起。
瑞典人为了要监察制度,说唐帝国就有人民监察制度。
伏尔泰为了要君主立宪,说明清就是君主立宪,皇帝没有能力干法律之外的事。
重农学派的杜邦,出版的《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直接将出版地写为“出版于北京紫禁城”。
魁奈敦促路易十五学习中华天子,在春天扶犁行“演耕”之大礼。
这倒可以理解,但转身就说“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是完美的自然法演绎,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率”,借此希望法国政府放开任何的经济管制,自由放任——无为而治,才能像中国一样富庶。
后世看到“重农学派”这四个字,可能会像见到“诸子之农家”一样,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种地的。
但实际上,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只向农民征税,废除一切工商税,实行完全的放任自由”,目的是反对法国的一些经济管制。
这倒不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旧的那一套确实已经走不通了,而新的那一套还未确立起来。
和大顺这边一样,都处在一个破而不立的状态。
大顺可以追述“三代之治”,其实欧洲也可以追述“地上天国”。二者单就理想化的意义上,并无区别。
只是法国的启蒙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地上天国”本身,就是封建压迫的帮凶,要毁灭旧的一切,就不能以复古的口号向前走。
于是,在这个时刻,东西方,尤其是中国和法国,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走到了一条路上。
热衷于描绘“理想国”的法国人,幻想着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三代之治”,打着“三代之治理想国”旗帜,走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道德,把压迫了千年“地上天国”的欺骗,砸的粉碎。
砸烂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上帝即自然,自然即理性。
热衷于“以史为鉴”、“追述先贤”的东亚,没办法也不可能说天朝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国”。
于是喊着“复古”、“古儒”、“打破程朱、始近孔孟”的口号,高举“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复古大旗,艰难地寻找一条往前走的路。
只有先砸碎腐朽教士、地上天国的幻梦,才能真的建出来地上天国、山巅之城;只有先砸碎腐朽士大夫、三代之治的幻梦,才能真的复归三代之治、民本君末。
法国人设想的“砸碎圣母院,救出真上帝”;与大顺这边古儒一派设想的“破一分程朱、近一分孔孟”,其本质并不太一样,但也差不多:圣母也好、程朱也罢,曾经是先进的,而现在成为旧时代苟延残喘的图腾和遮羞布。
而大顺,就卡在“砸碎”这一步上了。
当地上天国已经成为教士压迫腐朽的帮凶时,法国人可以引来外部的中国做工具人。
可当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腐朽教法化的儒教而非儒学的帮凶时,大顺这边作为天朝,在没烂到不可救药从全面自信到全面自卑的时候,不可能从外面找一个理想国,那又怎么先砸碎呢?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破而后立,方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延其神魄。
其实这条路,不管是“理想国”还是“三代之治”,古希腊先贤和先秦诸子们都已经尝试过一次。但生产力不达标,两千年前,两边几乎同时失败了。
现在流传到欧洲启蒙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只是先秦诸子的遗魂。却不是真实的、自宋而后的理学教法化后的封建专制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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