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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果不能呢?刘钰一直说他只是中人之姿,也说过当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指挥官、数百人毁灭了南美帝国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三四流的人物。
论及倭人那边的德川吉宗,放在德川家的历代人物里,亦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
李淦考虑了一下日本的制度,以及德川吉宗的一些改革政策,也承认刘钰的话,确实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但终究还是只能在那个圈里打转。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算起来一二流的人物,被刘钰这种三四流的人物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逼到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程度。
这就有些问题了。
李淦心想,如果新生事物,旧人无法面对、无法处置,也不求能够“治不病”、若连能够“治小疾而不至深”的手段都没有,面对新生事物茫然无措,左支右绌……
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要么,选择一切回复旧时代。
要么,就得连同科举、选拔、经书等,全都要改。
而后者,动不得。
李淦是要开办实学,但一则是单纯为了军队、尤其是海军。
二则为了在他生前解决良家子问题,以免日后的子孙无能,无法平衡或者导致无法压制那群良家子,最终成为一团割不掉的毒瘤。需要将良家子学的东西广泛化,从而牵制和掺沙子。
但他可从没动过改革科举的想法,哪怕大顺开国时候,在西安也赶忙举行了科举,东林五虎将霹雳火惠世扬、大顺右平章事主持的。
谁动科举谁就得死,这一点李淦心里还是清楚的。
之前大顺改动了一次科举,也就是小范围的小打小闹,为的是尽量公平使得寒门贫户亦可暮登天子堂,最多也就是前期选拔的时候把主观性太重、需要财力家学见闻等才能薄晓的策论等,往后挪到了进士之后,之前复用格式固定、穷人读几本书也有机会的八股。
至于更早一些的,那是大顺开国一扫天下之前,就定下的以良家子三舍法牵制科举一家独大的情况,又未必避免出现王安石改制之后全用三舍法以至党争一派的情况,这才分出了这么个奇葩的双轨制。
但现在,如果说新事物必须要由新人才能应对,或者说旧人一点都无法应对,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将打破朝堂的平衡。
以往的旧事物,是武德宫与科举殿试出身的人,都能应对。
当个县令,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差毬不大。
当个平章事,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
没有人和什么东西是绑定的,所以皇帝可以居中调节、坐看虎斗,从而维持局面,也不用担心一家独大。
但若是新人才能处置新事物、旧人完全不能应对新事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群朝中的人和天下的一群人是绑定在一起的了。
那可比宋时的党争可怕多了。
宋时党争,终究还只是朝廷内部。新党旧党,依旧是一群人,只是路线不同。
若搞成李淦设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宋时的新党旧党之争算个什么呀?
日后稍微有个能力不成的继承,恐怕就要天下大乱,新旧之争,决出雌雄,谁赢了都必要让对方死。
不只是朝中的人要死,更是他们代表的那支力量,也要死绝。
此时虽然这种苗头还不太明显,但李淦睁开眼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后,已经有那么一丝察觉。这是皇帝的职业病,也是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隐约觉得刘钰倒不是隐瞒了什么,而是在出问题之前就先解决了,以至于让他看不到问题。
又或者……
到底是“治不病”?
还是若以医者论,体内生了病,但刘钰这个医生每次都开一些止疼的药膏。吃掉就不疼了,一直吃,一直不疼,所以似乎没有病。可病却并未祛除,将来有朝一日,这病就要到“疾在膏肓”的程度了?
想到这,李淦叫来了太监道:“你去将鲸侯当年请设贸易公司、水手后备服役制的奏章找来。”
刘钰的许多奏折,颇有心意,多抄存有副本。贴身的太监能混到皇帝贴身的程度,自是有些手段,博闻强识那是最基本的。
很快,就从一大堆留存的奏折中找了出来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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