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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还是朝贡?利益最重要。
葡萄牙人希望继续保持一个朝贡的身份,忽悠大顺,反正大顺也从没问葡萄牙要过贡品。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懂朝贡国的含义,即便澳门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也不知道朝贡意味着和朝鲜的地位一样。葡萄牙王室变更,是要大顺派礼政府来册封的,之前不过是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真要认真起来,可就不是一回事了。
…………
荷兰人没有派使节团前往中国,因为荷兰现在是空位期,既没有国王,也没有执政,各个省各自为政。
不过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十七人绅士团,倒也关切了一下大顺的外交局势,他们在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件影响下,认定了大顺要和俄国开战。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看来,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他们给巴达维亚总督的指示上,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顺俄开战的机会,趁着大顺来不及反应,彻底解决掉巴达维亚的冗余无用的华人问题。
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锡兰、安汶、班达等地,让这些华人去锡兰修要塞。
在大顺和俄国开战的时候,肃清这些华人。因为蔗糖贸易的不盈利,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巴达维亚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能够及时肃清,即便大顺将来反应过来了,也不可能选择攻打巴达维亚。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华人了,打下来也管不住,而且也没有可能的华人在大顺攻打的时候带路。
只是,这样的指示不能写的太明确,将来真要是出了事,得有个人背锅。
所以没有明确的指示,只是用了一些隐晦的言语,支持了巴达维亚总督的决定。
尤其表扬了巴达维亚总督提出的“私货合法化”建议,认为既然巴达维亚的腐败和私货不可避免,那么将其从违法变为合法,那不就没有腐败和私货了吗?
唯有这样,才能断绝公司的荷兰员工和华人的紧密联系。
只要私货不合法,那么走私和私货就不可避免,而这就必然让员工和华人海商产生关联。
这,是驱逐华人的第一步。
…………
自然的,瑞典人也派出了他们的使节团。
不过以瑞典而言,这不是第一次派出对华的全权大使了,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考林组建东印度公司的时候,瑞典过会就授权他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
只是那一次只是为了贸易,而大顺的贸易坏境是特殊的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谈的。
至于说上一次去广东的时候,想着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见见皇帝?考林有在其他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当然明白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能不能见到广东节度使都是个问题。
但这一次与众不同。
这一次,是真的可以见到皇帝的,或者至少可以见到伯爵以上级别的高官。
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密谋是有效的,卡尔·吉伦特博格确定自己可以执掌国会,以此时非是国务大臣的身份,给了考林这个特使一个国务大臣和国王才能授权的谈判底线。
并且保证,他回到瑞典的时候,国会可以通过法案的修订。
贿赂、游说,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但至少在此时的瑞典是差不多的。
瑞典人被煽动起来了民粹的复仇情绪,而东印度公司的瑞典股份并不多。
公司的利益或许不是瑞典的利益,但可以假装成瑞典人民的利益。
…………
苍茫的西伯利亚,行走着俄国的使节团。
这不是俄国的第一支使节团,几年前的黑龙江之战后,俄国就派出过使节团,大顺也来参加过沙皇的加冕礼。
可这一次,有些不同。
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公爵,但权势却比俄国的那些公爵大的多,原本要派公爵前往,此时换成了伯爵,反而说明更加重视。
历史上,安娜女皇死前托孤之际,就是此人和她的情夫在场,可谓重臣。
不管是西化党、守旧党,亦或是德国党,这一次出奇的一致。
不管是色楞格河的贸易额,还是大顺军改后的军力,亦或是对土战争的不顺利,或者瑞典的威胁……
总归,在东方的态度上,俄国人放下了党争,确认彼得的东方计划破产。
和上一次被刘钰逼死的老托尔斯泰伯爵不同,这一次奥斯捷尔曼伯爵不是去背锅的,而是去实打实的外交的。
国会各方以及女沙皇,都明确地授权他,可以在勘界问题上让步,以换取东方的和平。
不利的条约,就像是生孩子。
第一次的时候,千难万险,痛苦万分;一回生二回熟,生的多了,顺滑无比。
这一次,不用背锅。
相反,恶劣无比的外交局势,若能签订一个双方的互不侵犯条约,哪怕放弃一些土地,也是巨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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