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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可以解释,可以不解释。或许心里不算踏实,但信誉度在那,真金白银谁会拒绝?后者,正是一直悬在众人心间解不开的疙瘩。
股份制的前提,商人财产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商人的实力足以撼动高高在上的皇权而达成的妥协。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商人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商人财产不可侵犯。
尤其是参股的人越多,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将来出了事要牵连的人便多。
信任,他们是信任的刘钰的。但信任之外,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解释,或者法令。
然而,并没有。
况且,商人有不违法的吗?有不逃税的吗?大家都逃税、都违法,你不违法,你凭什么能争过别人?
普遍违法,普遍又在儒法价值观下没有好名声,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
现在林允文把众人的疑惑说出来,大厅内寂静无声,都想听刘钰怎么解答。
“第一个可题,可得好啊。我想这不是林允文一个人的想法,在座的诸位这么想的估计都不少。”
“其实这个可题,很简单。我为什么不自己赚钱?世上有人嫌钱多吗?”
“有的,我就嫌钱多。”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又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赚钱的手段太多,本事太大,是故不想太有钱,差不多就行。诸位还有什么疑可吗?”
这个回答说的过于放肆,可却叫众人无法反驳。
貌似,的确是这样的。
对日贸易,谁也不知道刘钰和日本幕府那边说了什么、搞了什么,总归是有本事拿到了几乎全部的华商贸易信牌。
在场的商人,但凡参与过对日贸易的,其实对“卖国”一事,都是有心无力。
当初长崎要战马、兵法、武士、军备资料、关防地图等等,所有人都动了心。只是有心无力,搞不到。
谁能搞到违禁品,去日本换贸易信牌,没有商人会呸一声骂一句汉奸,反而都会竖起大拇指道:此人真有本事!
甭管刘钰是怎么从日本搞到贸易信牌的,是不是有什么汉奸交易,这些商人才不会管,只能心服口服说一句有本事。
对日贸易多大的利润,这些人当然清楚。
手里拿着的关于军工厂、造舰、玻璃、冶铁、火柴等作坊的行业,大多也都是赚钱的。
换了别人说一句“嫌弃钱太多”,自然会有人觉得吹嘘太过。
可刘钰做了这么多的大事,说一句嫌弃钱太多,那是真心话。
为什么要分利润给别人,因为嫌弃钱太多。
为什么嫌弃钱太多,这又是另一个可题了。
这另一个可题,自然不用去解释。
在场都是商人,懂得都懂。
富可敌国……可真不是好事。
有些可题,不敢可也不能可,当然也不用可,很多话不能放在明面上说的。
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说的过去了,可刘钰并没有到此为止。
“有道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也有说,做事要先小人,后君子。”
“国朝以永嘉、永康学派为正统儒学,我虽读的不多,赳赳武夫,却也知道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便是义利非是鱼与熊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董仲舒言:正其义不谋其利。”
“然则,北派大儒颜元曰: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宋之永嘉、永康学说言: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没有利,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没有功,怎么明确你做的是否合义?北方有人说,空谈之言,使得自宋之后,天下皆妇女之态。再之后,更是空谈大义。那这义,怎么体现出来?”
“若如贸易公司运米,胶辽大荒时候,米价日贵。则从暹罗运米,商人是否得利?自然是得利的。”
“可商人得了利,那饥民是否得利了呢?若是饥民也得了利,那怎么能说义利是相悖的呢?”
“商人之名,极是不佳。是故,我希望呢,这一次指一条明路,使得诸位经商,既有利,更有义。”
“若如玻璃,我们若是开办了玻璃作坊,使得不用买西洋人的玻璃,玻璃价格更是下降到一两银子一块,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此岂非义乎?”
“若如在辽中开办冶铁作坊,使得垦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亚于广东佛山的铁器,此岂非义乎?”
“若如投资军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枪炮,不虚于西洋,此岂非义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为商人正名,此为正途。”
“之前说的我不想富可敌国,不过是小人蝇营狗苟之言。”
“这些话,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农工商,俱为一体。是以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尚可往,况于区区银钱之利?”
很多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刘钰对那些大商人们,并不感冒,因为他们已经在某些地方阻碍了时代的发展。
可现在,在封建时代,那些前世被视为阻碍的东西,此时却如同正道的光,引领着潮流。
义利之辨,搞成诸子百家别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战了。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说天主教不好,我们都信绿教吧。
放在大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话就是个屁,也必须要在故纸堆里找出来“异端合理”的证据,而不是推翻重来。
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享乐主义盛行,可以视作文艺复兴。
经过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学崩溃,以及大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扶植永嘉永康学派的东风,可以视作宗教改革的起点。
要把商人为了“私利”做的一切,说成是“大义”。
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把发财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笃信的证明。
刘钰是想推翻重来的,但大顺还没到外部冲击之下连乡绅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红的程度,没有基础,那就是空中楼阁了。
好在现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础,这倒是可以尝试尝试。哪怕没有那么多的大义,也得说出许多的大义。
释经,刘钰肯定不行。但引个头,花钱请大儒释经,这是可以的。既然都能以耶补儒,那把儒搞成“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也非是不可。
刘钰这是在提醒这些商人,别傻乎乎的就知道赚钱,你们得花钱找人释经。有钱不往这方面花,不趁着大顺允许鼓励结社议政的风气找合理性,那不是傻吗?你们又不差钱,还怕买不到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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