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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比国家资本主义,我们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它的相似之处和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
毕文谦看看了车窗外,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一切运作,以能够提供利润为目标;而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一切运作,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目标。再打个比方,两个国家,都有一万人口,要保障它良好运营,只需要五千人。那么对于剩下的五千人,一个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它一定会持放养态度;而另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剩下的五千人,却一定会尽力完成教育。因为,在资本主义看来,不能给自己提供利润的,都是废物;而在社会主义看来,人本身就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培养人,天然就是一种增值。”
“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对教育的态度。国家资本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服务,社会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义务。在科技水平并不需要太多人参与科研,普通人参加日常生产也并不需要太高的教育水平时,国家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有优势的。但随着科技发展,科研与生产对于人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从数量和质量都会越来越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自身能够‘生产’的人才,就会渐渐跟不上需求,于是,它就会渐渐被社会主义国家超越,直至淘汰。”
“联想一下我们新中国的建设历程——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的号召?恐怕,除了号召的本意之外,也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培养出的毕业生,以及远远超过了国家已有的工业生产对人才的数量需求——也就是说,当时国家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做到人尽其用,而已经参加工作的工人学者显然不适合立即退休,也就只能号召大批毕业生甚至未毕业的学生去往乡村,让他们在落后的地方重复一次一穷二白的建设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件事情超出了国家管理潜力的极限,多数普通人的觉悟做不到抛弃城市里相对优渥的生活而扎根于农村。事实上,虽然名义上知青大返城了,但这么多人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如何良好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之中,仍然是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说得严重一点儿,这将会是一颗推迟爆炸的炸弹,一颗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炸弹。”
“这就是一个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时,实行过于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产生问题的例子。然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强盛的美国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了,即使我们跟风而行,最终也只能沦为牛后,遭人剥削——以一个中国人的心气来说,这是绝不可接受的未来。另一方面,实行共·产主义所必须的生产力规模就更高了,那更是而今的中国不可想像的。”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央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不动摇的原因了。”
“不过,无论如何,随着科技的继续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淘汰,终将是历史的必然,而对于因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一度如日中天的美国来说,即使有明眼人看到那一天的到来,整个国家依然会显得愚昧地守旧,甚至发起反扑,而不会主动去尝试改革,即使有少数人努力,也不会成功——就像一百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
“当苏联还在的时候,因为鲇鱼效应,它还会显得比较温情,而一旦苏联不在了,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本家们,将迅速露出獠牙,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掠夺普通人的财富,一方面煽动反智主义,减少社会对于义务教育事业的投入开支,加强少数精英教育,同时大大提高教育成本,让优秀的教育资源成为富人专有的通途,让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只能从事服务行业,从而试图实现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像封建时代的国家试图把大多数劳动人民钉死在土地上一样。如果非要说区别的话,那就是封建时代的赤贫者朝不保夕,而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赤贫者很可能并没有衣食之忧,但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
“所以,我说,美国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正渐渐开始落山。当我们中国掌握的科技水平能够充分使用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时,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还会有不少曲折的道路,却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
终于说完了……毕文谦又望向了车窗外——太阳,正闪出回光返照的一刹那明亮。
车子里陷入了良久的寂静。
直到黎华和万鹏不约而同地说出了不同的话。
黎华脸上写着忧虑:“你说的炸弹,该怎么处理……”
万鹏侧身回头,脸上写着猜想:“这么说,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需要一百年吗?”
对于黎华的问题,毕文谦不忍心回答,他所知道的历史上,解决得……粗暴有力,那显然不是一个穿越者满意于重现的。
所以,他闭上眼想了一阵,看向了万鹏。
“也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现,可以有三个阶段性的标志吧……”
“哦?”不仅万鹏,连黎华也暂时忘记了忧虑。
“第一个标志,国家因为运营成本的问题,取消农业税——收税的行为,本身就会有社会成本,如果一项税收能够收入的金额还是不如收税的行为本身所投入的财政支出,那么这个税目的取消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也就是说,那一天的到来,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的对比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恐怖的差距了,那个时候的农业,对于国家来说,重点已经不在于赚了多少钱,而是如何花钱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国家农业的稳定。”
说着,毕文谦看向了黎华。
“第二个标志,物资、信息的集散与处理的效率极度提高而成本极度降低。比如,你在京城工作,想和申城的亲人联络时,你可以像拨打电话一样,但这个电话人人都可以随身携带,你们交流时也不仅仅是声音,而是彼此像现场直播一样。甚至,你周末休息的日子,从京城坐火车,只需要一个上午就到了申城。当你想买一件东西时,不需要跑到百货公司去,而是随时随地用你打电话的东西去查询哪里在卖你想要的东西,一旦找到了,只需要下订单,东西最多两三天之内就会送到你家里。而无论是那电话一样的东西还是你做火车的车票,都是绝大多数普通人买得起而且不觉得太贵的。”
“而第三个标志……”毕文谦又一次闭上眼——他真的开始发挥想像了,“大约是做到全民因材施教吧!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生来都享受着平等而充分的教育资源。相比前面两个事情,这需要的社会成本,是极为恐怖的。也许,还没等那一天到来,资本主义早就已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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