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九七章 海上丝绸之路（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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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被贬到流沙河蹲苦窑的三师弟沙僧，就是因为不慎打碎了一只琉璃盏。作为一个天宫的卷帘大将，一个货真价实的神仙级别人物，居然会因为一只酒杯获罪。

虽然沙僧的遭遇比较让人们觉得很不人道，变相激起了老百姓对封建王朝当权者的方案和痛恨，但是也证明了琉璃在古代人眼中的珍贵程度。

自南北朝开始，佛教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尤其是在崇佛的唐朝，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以至于大量的劳动力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入空门，国家的经济收入也被各大寺院吸纳了不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但是人们对佛剑的崇尚热情却从来没有因此而降低过，即便经过了政府的多次打压，依然蓬勃而有力地发展壮大着，可见佛教这一信仰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之高。

佛教中的药师佛就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佛，他的净土就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琉璃作为佛家七宝，越发受到一些崇佛的达官贵人的追捧。

而沉船舱内的琉璃中居然有高度近一米的大型多彩琉璃释迦牟尼像，这不仅说明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对外交流活动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当时中国人的手工艺的确已经站在了世界最顶尖，而其他国家只能望其项背。

因为是作为外交礼物使用，要代表天朝上邦的面子和尊荣，展示大唐的国家综合实力，船上所载的文物几乎件件都是精品。

看来古代的帝王和政客们也是很有手腕的，知道通过这种文化外交来震慑周边诸国，对天朝上班自然而然地产生敬畏心理。

人类只有在生活富足，经济达到一定饱和度的时候，才会更加注重物质上的高层次享受。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艺术品来，可见唐朝的百姓真的是生活在蜜罐里了，其他的国家见到这些来自唐朝的艺术品，除了羡慕之外就只有敬畏了。

船上受损最严重，在琉璃器之外，就要数陶瓷器了。瓷器的烧制技术在当时属于中国人的独门绝技，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够烧制出精美的瓷器，其它很多的国家甚至连陶罐都不一定能烧好。

被打捞上来的八千多件完整陶瓷器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佛教题材的，类如香炉、净瓶等法器和各种人物造像等等，其余的则多是装饰用陶瓷器和日常生活用具。

最让张辰高兴的，就是在二层甲板的尾仓里，并列着好些个简易的箱子，箱子里边用来作为填充物的木屑并没有腐烂或者冲散，依旧严密地保住这藏身于其内的一尊尊三彩佛教人物像。

虽说在工艺和历史的研究工作中不一定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造像不但在唐韵现藏的两件大型唐三彩马之后再次证实了唐代三彩有大量的大型器生产烧制，也弥补了因为上世纪初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罗汉组像流失给国内收藏展览界带来的空白和遗憾。

根据一部民国年间的《易县志稿》记载：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支，亦称百佛洞、百佛山……山半有洞名百佛洼。

百佛洼又被当地人叫做百佛洞、百佛山、八佛洼等等称呼，据记载，百佛洼中有大小瓷佛像共计八十尊，以及三彩观音等大量的佛教陶瓷造像。

其中的十六尊辽代三彩罗汉造像，在上世纪初被国内的文物贩子和当地的政府盗卖给德国人贝尔?契斯基等和其他的洋人，至今仅有十尊存世，分别被英、法、美、加拿大等过的博物馆和一个叫做松方幸次郎的xxx人收藏。

辽代是三彩发展的顶峰时期，且辽人不只对人体着意刻划、求其精髓，在造像的细节处理上也殚竭智巧，辽代的三彩造像可堪称三彩中的顶级作品。

而沉船所载的二十多尊佛教造像中，虽然没有罗汉造型，也不是辽代时候的巅峰之作；但却是三彩陶器另一巅峰时期的精品，在释迦摩尼佛、燃灯佛、药师佛等十多尊佛像，和八尊四大菩萨像之外，还有一组在国内极少见到的八部众造像，算是国产佛教造像中的绝无仅有的三彩陶器造型了。

也许是因为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和皇帝的家天下概念灌输下，“官本位”这个模式在中国人思想中占到了绝对主导因素，中国的大多数佛教信徒都愿意尊拜佛祖和菩萨、罗汉，对于其他的佛教人物多少有且欠尊敬，所以八部众或者金刚等大法力者在国内并没有什么市场。

而这些造像是因为要赐给印度国王或者某些寺院的，所以才会特别烧制出八部众这样的小众产品来，恰恰也是因为这样，在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给中国的佛教造像收藏品增添了一抹新鲜的颜色。

这一批三彩陶器中还有另外一个亮点，一百多件印度人物造型的陶俑，同样也是在以往的三彩陶器中不曾见过的类型。

这些陶俑有衣着华丽，脑袋上缠着一大卷裹脚布的贵族造型，有身裹沙梨，以丝巾蒙面的侍女造型；还有骑着高头大马，一手持弯刀，一手藏虎爪的骑兵俑；无一不是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艺术精品。

众所周知的唐三彩陶俑造型中，有胡人造型也有汉人造型，文官、武官、侍女等等也算是种类繁多了，但是却从没听说过有印度人造型的，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的接受和包容程度。

打捞上来的瓷器中最有价值的，则是一批高宗皇帝御赐的秘色瓷，器形完整的四百多件瓶、罐、壶、碗瓷器，全部都有“高宗显庆二年御赐”的刻款。

在此之前，关于秘色瓷的始烧年代一直有五代和晚唐两种说法。这批秘色瓷的出水，有着很重大的意义，为秘色瓷的最初烧制年代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五代说的根据来源于《十国春秋》、《吴越备史》、《宋史》、《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中“五代的钱氏朝廷向后唐、后晋和辽、宋王朝进贡的越贡瓷”的记载；而晚唐说的主要依据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和徐夤（yǐn）在诗词中提及了“秘色”一次，和法华寺地宫xxx土的秘色瓷实物。

持这两种说法的人长期以来都在为各自的理论而争执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晚唐一派坚持自己的实物论，五代派则是攻击晚唐派的实物有差别，不能当作依据。

而这次唐韵打捞出来的初唐秘色瓷，不但器型繁多，而且釉色也存在明显的多样变化，还有最要命的刻款，以及盖着皇帝戳子的金牒作为证据。足以打破两派之间的争论，从而一概秘色瓷的人始烧年代，将这一时间提前了至少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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