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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崇祯,听说真定已经被流寇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张缙彦回答道:“不曾听说。”
崇祯有点光火:“朕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张缙彦又答道:“没有看到塘报。”
崇祯大是恼怒:“真定已经陷落,当然不可能传出塘报。兵部为什么不派人去侦察?”
张缙彦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侦察,需要钱粮,兵部没有钱粮,无法侦察。”
崇祯听了这样的回答,气得无话可说,推案而起。
堂堂兵部掌握军事中枢之职,居然借口穷到无力派遣探子的地步,岂非荒唐之极!不过更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为国捐躯”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事。
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这个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议“南迁”说明他还活着,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灭了。
不仅牛皮破灭,而且下场极不光彩。刘芳亮指挥流寇,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刘芳亮包围保定城,他没有丝毫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督师大印、尚方宝剑,统统被流寇付之一炬。
在“代帝出征”失败后,于是南迁的提议又被提了出来。
李明睿告诉崇祯皇上。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崇祯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叹息一声说道:“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崇祯四顾无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虑:“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
崇祯向他细致地询问了“南迁”的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道:“朝廷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
崇祯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见皇帝似乎有所考虑,请求皇上当机立断,离开北京,龙腾虎跃;困守危城,毫无益处。
午饭后,崇祯与李明睿的对话继续进行。晚饭以后,崇祯感到“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见李明睿,两人促膝而谈,讨论“南迁”途中的粮饷接济、军队驻扎、动用内帑等具体事项。
谈话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深夜二更时分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时间是大年初三,人们还在忙于过年,崇祯却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南迁”。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
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
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崇祯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崇祯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崇祯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崇祯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崇祯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崇祯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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