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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是在全国实行战时多元化工业标准,与世界各国的需求接轨。战前。中国一直实行全国工业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即每个行业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都有一些严格的常规标准,工业原料进入加工企业后不需再做二次加工,使得全国工业变成一个巨大的流水线,而那些标准之外的产品则属于“特种标准产品”,需要报批才能生产。这种工业发展模式一是可以提高整个体系的生产率,二是可以抵御国外工业品对中国工业的冲击。战时,科工部在原有的标准之上,参照各国工业的水平和需求,增加了大量新的标准体系。例如钢铁工业,战前的钢铁标准规格仅有50多个,至1919年增加至200余个。这种标准规模的扩大化一是丰富了中国工业体系,其次是放宽了工业进入门槛,使得大量资本可以更轻松的进入工业领域。

第二项措施是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提高工业生产率。从1914年至1919年,中国政府在新机器使用和技术管理方面的投入,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例如钢铁工业广泛采用连续轧钢机,生产效率提高40至50倍;建筑业采用了电动工具、水泥搅拌机、传送带等新式机械。同样的建筑施工时间缩短60%以上。六年中,中国制造业中每个工人每个工时的产量提高了32%。整个工业生产率提高了40%。流水线生产模式已经占整个工业的70%。

到1919年,中国钢和生铁产量分别达到6000万吨和4300万吨,比1914年增长了6倍和7.5倍;煤炭产量从战前地2.5亿吨增加到6.5亿吨,增长了2.7倍;石油产量高达2.31亿桶(约为3300万吨),比战前增长了2.2倍;汽车保有量从120万辆增加到1100万辆,增长了9倍以上。

战时大起战后大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无序地高速发展往往容易埋下经济危机地种子。为了应对战后的经济回落和避免产生过大的泡沫,中华帝国政府在战时采取了一种被袁世凯称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对资本市场的调控和引导,让国有资本占据大部分重工业,而轻工业和商业主要由民营资本发展。同时。适当的调节贷款利率,让资本流向中国薄弱的工业领域,避免某些行业过剩投资的现象。

同时,为了保证工业和的高速发展,帝国政府在交通运输业上加大了投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地铁路里程比战前翻了一倍,达到30万公里;公路里程也从45万公里增加至67万公里,其中标准公路40万公里、简易公路22万公里,高速公路5万公里;航空运输业方面,中国政府依托战前的基础。将原来空军直辖的民用运输航线全部地方化,六年中全国有50个城市建立了拥有3000米跑道的一级机场,客流量超过150万。在外贸额增加的刺激下,中国的港口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湛江、香港、马尼拉、东京、珍珠港等十一大港口的年吞吐量已经全部突破100万吨的规模;内河港口如南京、武汉、重庆等也达到了年吞吐量30吨的规模。另外,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地远洋运输业务,中国的商船总吨位这些年也从1914年的300万吨激增至1919年的1200万吨,年造船能力也从每年30万吨增加至90万吨。由于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和英国的海上封锁。参战各国的商船都损失惨重,中国一下成为世界商船吨位最大的国家。

第四,工业地发展,并不单单是一种数据上的体现,而是在整个中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质的改变。首先。工业发展造成了人口向城市集中。1914年至1919年。战争订单和政府采购累计为中国提供了近3000万的直接就业机会,光是汽车、电器、军工、制药、纺织、食品加工几大行业就多处近1500万的从业人员。据统计。战争期间有近一亿两千万中国百姓从农村流入城市,至1919年,中国人口超过百万地城市超过40个,其中上海地人口总数已经突破400万,贸易、工业、金融等行业蓬勃发展,已经是一个世界之都的雏形。其次,工业地发展,让第三产业的需求急剧增大。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造成服务、建筑、公共交通运输等等行业需求膨胀,这些第三产业中国又提供了近7000万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或者说是这场战争为中国提供了7000间接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工业的膨胀使得资本的需求也急速增加,中国银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战争期间,中国国有银行数量突破2家,私营、民营金融机构数量暴增至近千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至1919年,中国的第三产业从战前的不足10亿美元增加至19亿中华币(约合167.2亿美元)。再次,工业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得提高农业生产率成为一种必须。到1919年,中国已经建成7000个集体合作制农庄,而且全部实现机械化耕种,而在平原地区的农村,40%的耕地实现了机械化耕种和收割。中国农用拖拉机总数突破了30万台,农业年总产值从战前的90亿美元增加至27.3亿中华币(约合240亿美元),增加了2.5倍以上。

第六,国民收入的增加,让中国内需急剧膨胀,为战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战争期间的高就业率、高生产率,让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1919年达到113.7亿中华币(约合1000.6亿美元)。尽管平均国民收入只有22.74中华币(约合200美元,史实中美国战后人均收入为620美元),但是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都已经具有相当高的购买力,而且中国人口总数已经接近5亿。这样的一个内需市场,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

第七,此刻全世界对民用工业品的需求极大,这为中国工业战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外部动力。由于欧美等国在战争中进行了工业动员,而且欧洲各国的工业体系都遭到了战火的洗礼,因此出现了大量工业品出现了市场真空。对于目前一枝独秀的中国来说,正是世界贸易份额重新洗牌的最佳时机。

免费字数:这章内容数据基本参考史实中,美国战后的经济数据。由于战争进程和结果已经改变,因此数据略微有所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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