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六章（混混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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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展了垦荒运动。他于一九五四年一月被派到哈萨克斯坦执行垦荒任务，初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二xxx，翌年八月任第一xxx。哈萨克共和国两年内共开荒一千八百万万公顷,粮食产量增加九倍以上。他被授予列宁勋章。一九五六年二月，勃列日涅夫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xxx。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支持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反对列宁主义”。不久，他被递补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一九六零年5月，勃列日涅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成为继加里宁、什维尔尼克、伏罗希洛夫之后第四任苏联国家元首。同年七月起，他不再兼任中央xxx职务。一九六三年六月，弗.罗.科兹洛夫患病之后两个月，勃列日涅夫重又担任中央xxx。一九xxx年七月，他卸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专门致力于党务工作。

在勃列日涅夫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压根没有人会把这位性格温和、“身材魁梧的美男子”(斯大林语)同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在青年时代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过人之处，但其升迁之路却异常顺利。一九三九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勃氏就担任了州党委xxx，并在卫国战争中先后担任了第十八集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被授予少将军衔。

战争结束后，勃氏连升三级，从一九五二年起担任苏共中央xxx，并深得斯大林赏识。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勃列日涅夫是被公认为能力较弱的人，对谁都构不成威胁。他本人也曾多次“谦虚”地表示过：自己没有领袖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因此，在险象环生的权力场中，勃氏反倒躲过了无数灾祸。一九xxx年十月，苏共中央xxx苏斯洛夫和克格勃负责人谢列平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当时，有人要勃氏给正在度假的赫鲁晓夫打电话，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被别人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当听说赫鲁晓夫知道了政变的消息时，勃氏一下子扑到朋友的怀里，惊恐不安地说：“全完了，赫鲁晓夫会把我们统统枪毙的。”赫鲁晓夫下台后，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为争夺大位陷入僵持，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于十月十四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推举勃氏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一月和十二月又担任了赫鲁晓夫的另外两个职务;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和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当时，在许多人眼中，勃氏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每当政治局开会讨论重大问题时，勃氏的许多提议经常被否决，本人也多次受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为了自己的“威信”，勃列日涅夫甚至不惜向同僚们乞求说：“领导人需要威信，你们帮帮忙吧！”他还曾要求同事：当自己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讲到某一处时，请带头站起来鼓掌，以带动群众喝彩。然而就是这个看似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几年内不动声色地剪除了谢列平等人的党羽，牢牢坐稳了苏共中央总xxx的大位。勃列日涅夫上台最初几年，比较强调集体领导，领导核心相对稳定。从七十年代起，他逐步把自己所信任的人提拔上来,成立了由“总xxx助理”组成的私人秘书班子，经常插手政府事务和过问外交工作。一九七一年，他参加苏联部长会议讨论第九个五年计划指标，并打破先例由他个人签署公布。他的名字、照片、语录充斥苏联各种报刊。据人们统计，一九七一年以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的次数已超过列宁。这时，他已改变了过去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共同参加重大活动的做法，独自一人观看苏军举行的“德维纳”军事演习，检阅演习部队，作总结讲话,扩大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一九七六年，勃列日涅夫七十岁生日那天，从未指挥过一场战役的他任苏联国防会议主席,领苏联元帅衔。那天勃列日涅夫穿着元帅服，指着自己的元帅肩章，对等候祝贺的亲友们兴高采烈地说：“伙计们，瞧，我熬到了这一天！”勃列日涅夫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在此之前，他挫败了野心勃勃的谢列平，排挤了向他发出挑战的波德戈尔内，架空了柯西金，还获得了“苏联元帅”这一崇高荣誉。经过长达十二年的“集体领导”，他终于独揽党、政、军大权，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勃列日涅夫传略》。一九七七年六月，他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已经徒有虚名的集体领导最终解体。至此，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党政军的最高首脑。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宣称继续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说这一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xxx和苏联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同时他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和唯意志论”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说“凡是以主观主义和随心所欲的决定来偷换对事情应采取的科学态度的地方，挫折和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在农业生产的领导中只凭意志行动越来越占上风，次数很多的、有时是臆想出来的改组造成了神经过敏状况。”他逐步对赫鲁晓夫时期一些不得人心的作法进行修补，重新确立党高于一切的原则。一九xxx年十一月，他将两年前改组的工农业党组织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州、边疆区党委会。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取消了经济行政区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和部门性国家委员会，成立了全苏和加盟共和国各部。采取稳定干部队伍的方针，不再搞大换班和频繁调动。对斯大林的评价逐渐肯定一些，允许在宣传和文艺作品中正面提到斯大林，并在斯大林的墓前设置了半身胸像。他本人曾称颂“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领导了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在动员苏联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仍允许继续攻击斯大林，一九六六年把一些反斯大林的作品列入“列宁文艺奖金”候选名单。

勃列日涅夫收起了赫鲁晓夫“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代之以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首次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一九七七年，他进一步阐述说，“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这个社会的宗旨是“依靠强大的先进工业，依靠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农业，把越来越充分地满足公民的多方面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的主要目标。”

勃列日涅夫任职期间，苏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二点二四二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一点四六倍，国民收入增长一点四四倍，工业产值增长一点七七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百分之五十。勃列日涅夫认为“发展重工业,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不变原则”，是完成一切国民经济任务的前提。为此，他把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他尤其重视发展军事工业，强调发展战略核武器和远洋海军。这使苏联军费开支不断增大，从一九六五年的三百二十六亿美元到一九八一年增至一千五百五十亿美元，即增长了三点七五倍，占苏联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五年，秋明地区的萨莫特洛尔油井投产，第二年，乌连戈伊天然气田投产，庞大的秋明油田已具备全力发展的规模。仅这乌连戈伊的储量经查明就占世界总储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一笔大得、多得难以想像的财富。于是，苏联经济的发展立即卷进了一道勃列日涅夫意想不到的轨道。这时，勃列日涅夫六十来岁，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又具有一番救国家于危亡的干劲和理想，再加上他的身边有一批能干的实干家辅佐——柯西金掌管经济，安德罗波夫致力内政，葛罗米柯主持外交，几朝理论元老苏斯洛夫给他出谋划策，一时间国家呈现出热气腾腾的发展趋势。他们把目光投在石油上，一切以油气为重点来决策国内外大事。很快就又有了苏尔古特等大油气田，一九七四年苏联的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有三千一百公里通车，油气可以沿这条铁路线西去俄罗斯欧洲部分、东欧国家和西欧，东去太平洋。自此，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欢宴饮乐、歌舞升平。

这种普通劳动者的冲天干劲和辉煌业绩，这种苏联历史上少有的欢乐和繁荣气氛使勃列日涅夫兴奋得忘乎所以了。一些身旁的人和那些他提拔起来的官僚开始吹捧他是当今的“伊里奇”〔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是伊里奇，“两个伊里奇”就是指勃列日涅夫是当代的列宁”。〕，他执政的岁月是“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时代。勃列日涅夫再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干劲了，他沉湎于美丽的幻想之中，想把数代领导人干而未竟的事业在他的手中全部完成。于是，就有了“发达共产主义”之说。

勃列日涅夫时期也遇到不少经济难题,比较突出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苏联“八五”、“九五”、“十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七点一、百分之六和百分之三点八,工业产值平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八点五、百分之三点四和百分之三点四，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比例失调。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农业连年减产。农业产值一九七九、一九八零和一九八一年分别下降百分之三点一、百分之二点五和百分之一点九。农业不振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特别是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发展,造成市场供应紧张。此外,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许多弊端仍未消除,如经济决策权过多地集中于领导机关;企业本来就不多的自主权仍不断受到侵害;现行的经济体制不适应集约化方针的推行;价格的制定不利于采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官僚主义、平均主义、资金浪费和贪污盗窃严重,等等。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两位数，经济规模也保持世界第二，但其主要的消费品却长期短缺；苏联拥有当时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歉收，不得不花大笔外汇进口粮食；苏联的宇宙飞船可以到达月球和火星，汽车却故障频出且耗油惊人；许多苏联百姓家里的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电视机爆炸事件经常发生，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应当送给敌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却开始深入苏联普通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灵深处。迪斯科、爵士乐等西方文化成为年轻人的时尚，一度根绝的吸毒现象开始风靡一时，社会治安状况大大恶化。据统计，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大约形成了两千四百个黑手党组织，并且这些黑手党大都有官僚背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莫斯科已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改革没有间断过。改革涉及的面比较广泛，使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个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改革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方法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利润对企业领导和工人的物质刺激作用。其实质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这个改革在当时曾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达到了鼎盛期。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对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的触动，没有解决苏联经济如何持续增长这一实质性问题，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慢了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暴露得日益充分。究其原因：其一，理论上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作用缺乏认识，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还组织了对东欧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从而阻遏了对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探索。其二，实践上由于“新经济体制”的实行，面对所出现的片面追求利润、忽视产品质量、盲目滥发奖金，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等等问题，没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害怕改革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其权力基础，因而改革逐步收缩，出台的改革措施被取消，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半途而废。

在勃日列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演变成霸权主义。苏联不但把自己推行社会主义的模式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干涉别国内政，还不惜动用军事手段来推行这种干涉。一九六八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不久勃列日涅夫就推出了其有限主权论，为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作辩护。:“……当出现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当国内外社会主义敌人直接行动威胁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时候,就要以“军事方式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这种威胁的行动”。一九七零年六月,他对苏联选民讲话时,又说:“苏联是个位于欧洲和亚洲广阔区域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我国的对外活动负有特殊的责任。而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一责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对勃列日涅夫主义进行批评和谴责。一九六八年八月，南斯拉夫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提出对对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国际xxx论等内容加以谴责。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罗马尼亚xxx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指出“限制或放弃华沙条约某一成员国的主权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中国的两报一刊社论批判勃列日涅夫主义为霸权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理论”。在他任职期间,苏联对外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包括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八月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和铁列克提地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兵入侵阿富汗等等步骤。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在与我国边境接壤地区增派重兵,在xxx驻军和设立导弹基地,造成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他逝世前几次讲话中,表示“真诚地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愿与中国“继续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就改善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

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八年也是中苏关系起起落落最大的时期之一。一九xxx年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后，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军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顺便试探苏联的对华政策。在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走到贺龙元帅面前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还不把毛主席也搞掉？这样就天下太平了。”当周恩来要求苏方道歉时，勃烈日涅夫承认马利诺夫斯基说的是酒话，但他强硬的表示，在对华关系上，他和赫鲁晓夫没有一点不同。结果这句话将中苏关系再次推向冰点。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苏两xxx队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用中程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为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将消息告知美国方面。

然而尼克松政府认为：一个强大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最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此后，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但毛主席死后，勃氏在执政晚期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接连发出积极的信号，为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拉开了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苏关系在勃氏手上达到了对立的顶峰，也开启了正常化的大门，这个时期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RO